赵云祥的个人简介
赵云祥，河南郾城县阴阳赵村人，字瑞卿，又名渭清。1905年出生于一个日趋破产的自耕农家庭。其祖父光绪年间的武举人，中举后即被当地官府选送到清廷禁卫军，负则守护紫禁城后大门。
1942年4月22日，赵云祥叛变投日，暂30师扩编为汪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4军（辖第38师、第39师），升任中将军长。
1945年11月11日，原军新编第二路军第一军军长赵云祥，响应中共中央“参加人民行列”的号召以河北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原军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在苏北战略重镇盐城率部起义，并通电全国：响应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拥护和平主张、接受民主政府府之领导，决心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到底，望全国其他部队共举义旗，为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伟大事业而奋斗。赵云祥是华中战区第一位起义将领 。
简历
赵云祥将军是华中战区第一位起义将领 。
赵云祥率部起义后，被改编为新四军苏中军区解放第四军，赵云祥任军长、吉洛（姬鹏飞）任军政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赵云祥的率部起义仅在高树勋率部起义（1945年10月30日）后的11天，当时在军，尤其是原西北军系部队内部引起很大的震动。大长了我新四军的军威和指战员的士气。由于赵云祥的率部起义，导致了：
1． 在华东地区的原军大部队（一万八千余人）起义打响了第一炮。
2． 使饱受战火之苦的盐城，获得和平解放，保护了盐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公共财产、公共设施得以保全。
3． 由于盐城的和平解放，致使新四军顺利清除了苏中苏北的障碍、使苏中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
4．该起义部队经改编为新四军，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建立了功勋。
5．在起义官兵中，其中很多人参加了，有些人成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总之赵云祥将军的率部起义首开了华中地区部队战地起义的先河。
生平
赵云祥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河南郾城人，又名赵渭清，字瑞清。行伍出身。
1920年11月，入北洋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第1团（团长李鸣钟）第1营（营长孙良诚）新兵连当兵。
1921年8月，混16旅扩编为第11师（师长冯玉祥），升任第21旅（旅长李鸣钟）第41团（团长孙良诚）班长。
1924年10月，升任国民一军（军长冯玉祥）第2师（师长刘郁芬）第3旅（旅长孙良诚）手枪队（队长张人杰）排长。
1925年12月，升任西北边防军第2师（师长孙良诚）手枪队队长。
1926年9月，升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第3路（司令孙良诚）特务营营长。
1927年5月，第3路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3军（军长孙良诚），仍任特务营营长。6月升任第1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特务团上校团长。
1928年10月，所部改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警卫团，仍任上校团长。
1929年10月，所部改称西北军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孙良诚）警卫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0年3月，所部改称北京国民政府第2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2路军（总指挥孙良诚）警卫团，仍任上校团长。10月，所部改称西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警卫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1年6月，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教导第2团（团长李兴中）警卫营（对内称汾阳军官学校警卫团），改任上校营长。
1933年5月，所部改称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第1军（军长张人杰）警卫团，改任上校团长。8月25日抗日救国军瓦解后避居天津。
1936年11月，出任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军官教导队上校队长。
1937年9月，所部改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特务第2团，改任上校团长。10月所部改编为河北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高树勋）先遣第1游击支队（辖两团），升任少将司令。
1938年1月，所部改编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第2路（辖两旅），仍任少将司令。
1939年1月，所部改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孙良诚）第3纵队（辖两旅），仍任少将司令。
1940年7月，所部改编为暂编第30师（辖两旅），改任少将师长。12月5日叙任陆军步兵上校。
1942年4月22日，赵云祥叛变投日，暂30师扩编为汪伪国民政府第2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4军（辖第38师、第39师），升任中将军长。
1944年2月9日，被国民政府免官。
1945年10月，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路军（总司令孙良诚）第1军（辖第38师、第39师），仍任中将军长。11月11日，率领所部在江苏盐城起义。12月，第1军改编为华中军区解放军第4军（辖第11师、第12师），仍任军长。同月15日，于从事策反孙良诚的工作中在扬州被捕，送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2月，送孙良诚部“管教”。
1948年12月，离部隐居上海。
1954年9月，被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逮捕。
1955年9月，转押江苏盐城。
1956年4月，转送江苏省公安厅。5月5日，无罪获释后定居北京。
1966年10月，移居江苏苏州。
1970年9月7日，因遭迫害在苏州家中自杀。
1982年5月14日，召开赵云祥将军平反大会。为赵云祥将军平反昭雪。
从军
赵云祥将军是河南郾城县阴阳赵村人，字瑞卿，又名渭清。1905年出生于一个日趋破产的自耕农家庭。其祖父光绪年间的武举人，中举后即被当地官府选送到清廷禁卫军，负则守护紫禁城后大门。因为有利固定收入，且赏银不少，到退役时己有了不少的积蓄。回原籍后娶妻生子专心务农。但是1915年起家乡一带连遭三年大旱。庄家无收农民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他的家庭也无法幸免，1917年，年仅13岁的赵云祥为某生路，决心离开哀鸿遍野的阴阳赵村，到外面闯天下。在外出同乡亲的介绍与担保下，在开封一家小旅馆当小茶房（做学徒），只管吃住，没有工钱，生死不管。受尽凌辱和打骂。
1920年11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的常德桃源，移住河南信阳，并在河南招兵，一日，住店的客人谈起了招兵的事情，说到这个部队有不少是郾城人，问十镇（今问十乡）的梁冠英还当上了营长。说着无心，听着有意，此时的赵云祥动了从军的念头，与其天天伺候人不如当兵去创翻天地。这时年仅年仅15岁（虚报17岁）的赵云祥应征参加冯玉祥（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部队一团一营新兵连，做一名新兵。从戎后，在冯玉祥军中的武术大赛中，屡次荣获冠军，得到了部队长官的重视。孙良诚（一营营长）见赵云祥腿脚勤快、办事利落还会识文断字（当时大多数新兵都是文盲），赵身材虽然不魁伟，但为人机警，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孙便把赵从新兵连要到自己身边，当上一名勤务兵，未久，又改为传令兵。
1921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孙良诚升任为四十团团长，此后孙又升迁为二十一旅旅长、暂编陆军第二师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第三军军长。随着孙良诚职务的晋升，赵云祥也很快由士兵、班长、排长手枪连长、升到营长。当然这与孙良诚对赵的器重和关照不无关系。但在客观上，与赵办事干练，作战勇敢有关。再加上冯玉祥治军十分强调官兵体魄，而赵因有家传武功，在器械操、武术方面很快操练娴熟，在历次部队运动会比赛中，经常得到冠军，获得上级表扬。由于赵云祥能敬重长官、善待士兵，其人缘颇得好评，连年长赵11岁的孙良诚，也一直把他当作契友和“小老弟看待。
赵云祥随孙良诚先后参加了直奉战争、北京政变（把清废帝溥仪赶出皇宫）等，入甘肃后，又在陇南追击、收复平凉等战斗中得到锻炼。在1926年1月，直、奉军联合压迫国民军，吴佩孚部刘镇华率7万之众，包围西安达8个月之久。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冯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后，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任孙良诚为援总指挥兼第三路军司令。赵云祥在攻打镇嵩军刘镇华以解西安之围的战斗中，崭露头角（赵云祥任突击队长率一个营突破刘镇华主力，率先从西安外边冲入包围闰为解西安之围立下首功）。在西安解围之战后，孙良诚对赵倍加赏识，旋提赵云祥为团长。孙良诚率西北军边防军第二师援陕战役中收服镇宗军刘镇华20余万部队，为杨虎城将军的部队解围。当时冯玉祥将军正好从苏联回到了西安，杨虎城将军为诚感解围之恩，在城门跪迎冯玉祥将军归属冯玉祥部队。从此冯玉祥的西北军因而得名。赵云祥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特务团营长。因此与各方面的接触增多与接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宣霞文、葛定远等人关系密切起来。
在1926-1927年间，冯玉祥在西安发起了潼关誓师北伐，赵云祥在北伐战争中作为主力对孙传芳的主力相遇都是攻无不破，成为孙良诚倚重的爱将。赵云祥部随冯部之中路军沿陇海路东进，攻洛阳、孟津、假师、开封、郓城、济宁等地，后撤军河南后，驻军洛阳。
1928年，北伐胜利后，由于孙良诚部在北伐中的功绩卓著自然也是冯玉祥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因此，孙良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为了省政府的安全孙良成未把赵云祥升为师长，任然让赵云祥担任警卫团团长。此举在后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9年5月，孙良诚在到济南开会正好遇到了著名的济南五卅惨案。日军突然包围了济南，孙良诚派出了蔡公使与日军谈判。结果被日军扣押，日军对蔡施行了最残酷的剐刑，惨遭杀害。此时孙良诚好幕僚们愤怒之极，赵云祥临危请命凭借自身武功高强，只身突围，组织在济南的部队为孙良诚解围。营救了孙良诚和他的幕僚，因此，赵云祥成了孙部上上下下的眼中的英雄。这也是赵云祥第一次也日军交火。
1930年3月，冯玉祥和阎锡山决定联合讨蒋。随后中原大战开始，赵云祥团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孙良诚直辖。由洛阳东进，在登封之战中，赵云祥大腿上部中弹负伤，遂离队至开封疗伤。伤愈后重返部队赵率部驻守洛阳。张学良率部入关后，冯玉祥下令总撤退。
赵云祥部移驻山西孝义县，部队被编为军官学校警卫团，赵云祥仍任团长。当时，在这一带驻防的有方振武的嫡系部队鲍刚的一个师，1933年，方振武从香港回到鲍刚的部队与阮玄武一起组成了抗日护国军，赴河北张家口抗日。军官学校和张人杰。赵云祥部也被编入抗日的护国军的行列。
抗日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由于中国抗战不利，冯玉祥于1933年5月，在张家口召集旧部，组织“抗日同盟军”，亲自出任总司令。辖鲍刚、张人杰两个师，赵云祥团被编入。赵团由山西孝义北上，先后参加了收复河北沽源、多伦等战斗。
后来“抗日同盟军”失败，赵云祥随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孙良诚一同回到天津，赵后又回到河南老家。赵云祥回到故里郾城大失所望，从军多年积攒下的交予父亲买田买地，结果被父亲挥霍，这一年，赵云祥年令不足30岁，正值壮年，虽然部队垮了，但抗日的雄心壮志还在，耐不住乡间寂寞，更不习惯平民百姓式的平淡生活。于是又打点行装，第二次离开家乡，打算重返军界。
他第一站来到保定，找到了时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的高树勋。高与赵曾同是孙良诚的部属，高颇感为难，解释暂无合适的空缺，要他先屈就营长一职。赵认为高是打发“叫花子”，便婉言谢绝。
第二站来到北平，通过拜访故旧，得知阮玄武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驻军北苑。阮玄武也是原西北军将领，在长城抗战中由于国民政府一直压制西北军将领组成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正义行为，分化瓦解抗日同盟军。方振武的嫡系部队鲍刚导向蒋介石，方振武和阮玄武被软禁，要解往南京。这时，赵云祥闻讯率部把方振武和阮玄武营救到自己的部队。保护起来直到张家口与吉鸿昌将军会和。因此阮玄我多赵云祥赞叹有加。“此时，阮见赵来投，表示非常欢迎，请其出任该旅军官教导队队长职务。军官教导教导队为团级建制官兵不多，但大都是西北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加之他在孝义军官学校待过几年对训练部队很有心得，因此便欣然从命。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事变后，日本政府亏诡称“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实际上调集重兵进逼北平。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天灾人祸同时降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战争开始，原驻防华北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对日寇奋起抗击，在北平外围展开了激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30日的北平南苑一战，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壮烈牺牲，军队损失惨重，南苑弃守，平津相继陷落，战火沿平汉、津浦两线迅速向南漫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给冀察当局以最后通牒。7月30日进攻南苑，并继续向西苑、北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和包围，并发出缴械投降的通牒。
8月7日下午，阮玄武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当前形势（已被日寇合围）与自己的主张：“既不能缴械投降，又不能坐以待毙，要求各部分散突围，自谋前程。”当晚，赵云祥召集教导队全体官兵训话，作出连夜突围的决定。经周密安排，夜11点左右，从西围墙挖开一个缺口，全体官兵冒死突围，趁着夜色和敌人不备，向妙峰山方向急行军式的撤退。次日，又南下到斋堂镇（距北平100余里），部队始转危为安。
斋堂镇是个地处交通要道，商户集中，规模较大的集镇。赵云祥决定暂留次地边整休、边谋划下一步行动方向。没过几天，独立三十九旅手枪队副队长潘子明（河南临颖县小商桥人，为赵老乡）、三团一营副营长赵群祥（赵云祥的堂弟）也率所属部分官兵陆续到达。彼此均熟悉的三人一合计，决定把三人所带部队和三十七师撤下来的200余散兵游勇合编为一个团，赵云祥被商推为团长。 团的架子虽然拉起来了，但没有番号，为找到可以接上头的部队，赵派人四处打听。当得知二十九军总部仍保定时，便于8月下旬继续南移。当行至河北易县境内时，与冀东保安队的300余人相遇，该队亦愿意编入赵团。此时官兵增至800余人。
8月以后，日寇步步进逼，中国军队节节南退。9月底，侵占沧州的日寇继续南犯，所到之处，奸淫烧杀，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呈现一片凄惨景象，正如一首救亡歌曲中描述的那样：“七月大水刚过去，八月来了日本兵……这里烧房屋，那里伤人命，老头小孩齐遭殃，妇女们更不幸……”。
日本兵尚未占领的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闻风而逃，好多地方形成既无军队，又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当听到日寇飞机嗡嗡的怪叫声或从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百姓们都预感到灾难的来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农民把保存的麦种也拿出来磨成面，有的把母鸡杀掉，把猪杀掉，觉得日子反正没法过了，趁日本兵尚未到来前，全家先吃几顿团圆饭再说。焦灼恐怖、彷徨紧张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等待局势的变化。那些青年学生，更感到眼前一片茫茫，不知所措。有的把“洋头”剃光，有的盲目的南逃，中途淌水几乎送了生命，又返回家园。即是有心抛头颅洒热血，迎着日本兵拼杀一场的，也因手无寸铁，“群龙无首”深感空有爱国之志，无有报国之门呀！
那年冀中、冀南各县暴雨成灾，平地能行船，积水在一米以上。部队经高阳、河间、献县、交河等地，涉水行军十余天，到达泊镇车站。该镇属于河北交河县，是抗日最前线，当时无正规军设防，只有地方保安团队。赵团到达后，即拨归保安第二旅旅长程希贤指挥，受命防守车站一带。
当时日军已攻占了沧州，未沿铁路向南进犯。泊镇距沧州约六十华里，中间还有个砖河车站，是双方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泊镇在运河西岸，河面上停靠的难民船只很多，日军飞机不断到泊镇上空侦察、轰炸，官兵及难民死伤多人。为了给死难者报仇，赵云祥把机枪手集中起来，给敌机回以颜色，击落、击伤日机各1架，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冀中平原，这是“七七事变”后，赵云祥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以来，首次取得“这样的辉煌成果。
沧州车站到砖河车站有一段铁路，在沧州部队撤退时已加破坏。1937年9月下旬，日军企图南犯，开始抢修这段铁路。在日军抢修队未修到砖河车站时，赵团奉命把从砖河到泊镇的铁路彻底破坏，并奉命沿铁路南撤，到达德州。这时该城也无军队防守，连车站上的铁路人员也全部撤走。赵团在此休息了半天，即向西撤，途经夏津、临清等县，到达河北省南部威县境内，整休待命。这时交河县保安队队长戴心宽带领全队也撤到威县，驻在城内。戴心宽与赵云祥是同乡，又是老同事，两人商量后，戴部愿归赵云祥改编，编为第四营，由戴心宽任营长。这时赵云祥部队扩充到四个营，人数将近千人，枪支优良，弹药充足。
同年10月上旬，河北省政府任命赵云祥为河北先遣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编制与旅相同，并命赵子贞任支队参谋长，归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指挥。当时冀中各县都是空城，有的县连保安队和警察都已撤走。高树勋率保安部队由河北濮阳北上，到达威县，即命赵团由威县北上经南宫、冀县，衡水、武邑到达交河县富庄驿驻守。
此时，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已连陷高邑、内丘、刑台、邯郸等地，原驻平汉铁路北段的中国守军，均退至漳河以南，主力部队己退至河南汤阴、林县、辉县地区，冀中一带已无正规军。
正当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见有一支中国军队回来了，地方上自发成立支应局、供应站之类的组织捐钱捐物、送粮送草，以求部队留下来保境安民。百姓对部队的热情是赵云祥投军二十年米所未见到过的。于是，他决定以富庄驿为中心，在武邑、阜城、献县、交河之间的冀中平原上竖起抗日大旗。为此相应采取了招募、收编的办法来扩充部队，很快部队扩充到3000余人。这时，赵云祥才按支队建制把所部编为两个团：一团团长般潘子明、二团团长戴心宽，另增建特务连、骑兵连
高树勋部队在南宫未继续北上，又奉命南撤。此时已是十一月初，天气寒冷，士兵均无棉衣。赵云祥决定暂不南撤，先抓紧时间给官兵赶筹棉衣。当时交河县已由地方绅士组成亲日的维持会，负责人李彦彬曾在北洋军阀部队里当过旅长。赵云祥派参谋长赵子贞带兵一连，到交河县城与李彦彬交涉，请其协助军队筹办棉衣，解决一部分经费，李满口答应，很快就将一批军服运到富庄驿。谁知在11月5日夜间，李彦彬派了一队民团将城内的赵子贞参谋长和其他办事人员全部杀害，并围攻赵团派去的那个连队，打死四十余人，连长也被打死，仅有一个排长率领三十多人奋战突围回到富庄驿。情况发生后，赵云祥极为气愤，于11月8日亲自带领两个营向交河县民团所在地发动进攻，一举将民团全部击溃，打死打伤一百余人，生俘三十余人，李彦彬逃往天津。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回富庄驿，于十日早晨，在该镇北门外将俘虏全部枪杀，为死难官兵报仇。此事双方共死亡二百余人。事后，附近各县的以抗日保家为名拉起来的各色武装。地主武装都对其刮目相看。有的主动投靠，有的表示合作，武邑、阜城、枣强等县还要求赵云祥部派兵入境保民。
当时河北省武邑县县长王景文，在日军入侵河北时，未弃城南撒。十一月中旬，他派人到富庄驿邀请赵云祥部队去该县，答应负责筹办部队的吃穿用问题。富庄驿离武邑县约六十华里，赵云祥经过研究，决定亲带两个营去武邑县，留一个营仍驻防富庄驿，另派一个营进驻阜城县，就地招募新兵，收编地方团队，充实力量。随即按支队编制，将原有四个营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潘子明，第二团团长戴心宽，此外又增添两个连，特务连由赵群祥任连长，骑兵连由罗梦先任连长。经过这次补充、改编，全支队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十二月下旬，河北省政府派刘锦堂到武邑，任支队参谋长。
1938年春夏之间，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蜂起，到处有人自称司令：如景县的葛荣华，系卖莱出身，手下有三百余人，还有胡静波，是当地恶棍，手下有二百余人，阜城县的刘方亭，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有二百余人，任丘县的徐亚平，又名徐二黑，原是该县大土匪，手下有四百余人。这些人都先后到达武邑县，会见赵云祥，表示愿煮听从赵云祥指挥，协同抗日，并派联络人员驻在武邑。另外，还有许多县先后组织了游击队：如衡水县保安队队长邵北武有三百多人，在巨鹿一带活动的段海洲，约五百人。还有河北省抗日民军组织，领导人张荫武，原是中学校长，和邵鸿基合作，活动在巨鹿一带，人数不详。当时在冀南各县的游击部队以赵云祥的人数最多，军官大都是原二十九军旧部，部队也按正规军编制。
1938年春季，河北冀县境内已无抗日军队，县长弃城南逃，赵云祥即带特务连和戴心宽团进驻冀县，支队队部和潘子明团仍留驻武邑，由参谋长刘锦堂负责。这年秋季，赵云祥组织了一个突击营，派营长赵更新带领，由武邑出发进攻德州车站，并将铁路破坏一段，活捉了两名日军、三名护路警，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这时赵云祥占据武邑、冀县两地，在人力、物力上都很充裕，但感到枪支弹药不足，即派人到天津、北京招聘技术工人，并购买了二十九军遗留下的机床等设备，在冀县成立了修械所，每月能制造步枪百余枝。
赵部以富庄驿为中心，在武邑、阜城、献县、交河之间的平原上，举起了抗日旗帜。他们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当时，人民对日寇入侵早已恨之入骨，义愤填胸，对军队不做抵抗，纷纷南撤，愤愤不平，当看到这抗日的军队到来时，群情激动，觉得眼前出现了一片曙光，所以，抗日救国的怒火很快燃烧起来。富庄驿成立了支应局，征粮征草，保证供应，支援抗日部队。一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旧军人、自由职业者、纷纷参军。他们绝大多数是志在抗日救国或被日寇逼上“梁山”，不得已拿起枪来去斗争的。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人民只有抗战到底，国家才能生存，人民才有出路。但也有少数抱有不同动机鱼目混珠的。一时间对于报名参加者。部队是不分性别、职业、年龄、政治条件，一律接收不拒。各种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在冀中除赵云祥部外，还有驻河间的吕正操的“民族自卫军”，驻小范的段海洲旅，景县有葛荣华纵队，阜城有任XX大队，衡水有邵北武旅等等。各树抗日旗帜，形成割据局面。
赵云祥的民军几个月时间由千余人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部队建制升格为“河北抗日民军第二路”，原辖两个团，发展到六个团，并升格为两个旅，潘子明、戴心宽分别升任第一、二旅旅长，实力大增。另外，还有些被赵授予头衔，到处招兵买马，聚集力量的所谓“旅长”、“团长”，如纪文郁的特务的特务旅，赵振江团，徐亚平团等，他们人少，枪少，群众纪律也不好。做了不少坏事。后来被赵云祥收缴了武器，取消了番号。有的逃避收编，到处流窜，就成了散兵游勇，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但是，他们所做的坏事却算到了赵云祥将军身上。这也是1955年赵云祥将军被错误抓捕。这是后话。
赵云祥扩大部队后，急于要进行整顿巩固。就竭力动员一些在当地有声望、有知识的人士，充实其领导机构。在富庄驿先后组建了司令部八大处。首先，通过反复动员，力劝原南富完小校长梁焕勋出面组建政治处，并任命梁焕勋、胡若愚为正副处长。这震动了原来教育界的一批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了政治处，如李容久、张卓然、张品升、江子斌、王育才、王晓峰、倪宝珍、甄磷凤等都是这时参加的。接着又任命胡荫梅为军法处长，继而胡其傅、胡其良、张XX、袁XX、梁焕宗等参加了军法处。任命郑惠民为军医处长，刘欲寿为军需处长等，同时，团以上指挥机构也建立健全起来，这对当时该部队的整顿教育和巩固起到了空前作用。由于这一特定的发展条件，形成赵部一个特点：带兵的主官多是赵云祥河南的老乡，做幕僚，动笔杆子的，多是河北人。
1938年春节前后，赵部的主力转移到武邑、冀县一带，司令部驻到了武邑县城。
1938年1月27日，陈再道、李菁玉带着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岳纵队。深入冀南，协助当地党组织，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解决巨鹿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的保安团和刘磨头、史汝南土匪的矛盾达到改编，部队开往南宫。但在向北发展时，遇到赵云祥和段海州的部队，三方进行协商，统一了冀南游杂武装。段海州部既“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和赵云祥的葛桂斋、邵伯武合编为东岳纵队第五支队。成立了以陈再道为主任，赵云祥、段海洲为副主任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从而加强了八路军对冀南各类游杂武装的领导，使东纵在政治上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八路军在冀南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进一步在冀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3月19日，为加强冀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129师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来到了冀南。收编了段海洲、赵云祥，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又得到了一个骑兵团的支援，陈再道、宋任穷在处理问题时强硬了许多。他们决定对一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破坏抗战的土匪，决定采取以武力打击为主的策略。八路军在冀南唱完了“文”戏，又准备唱“武”戏。其中最为出色地是“诱歼”土匪邱庆福部和“智取”土匪刘磨头部。邱庆福原本已经被东进纵队收编了，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带着部队到南宫附近，烧杀抢掠，民愤很大。陈、宋二人准备锄掉他。
他们制订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首先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集合的地点选在一条难以徒涉的濠沟前边，而东纵的两个连则部署在濠沟对面不远处的地方，同时东纵在村北的一栋高房子顶上的隐蔽处架起了几挺机枪。一切都布置妥当后，陈再道通知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邱庆福所带的十几个卫兵，一进司令部大门，就被东纵的卫兵以屋子小，进不了那么多人为借口，挡在了门外，只放邱庆福一人进了司令部。当邱庆福只身一人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冲出来，将邱庆福按在地上。
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将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全部缴了械。邱部中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似乎看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策动向东纵司令部冲击，但对面房顶上的机枪首先开了火。群龙无首的邱部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到处乱窜。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部就被全部解决。刘磨头被东纵收编后，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刘磨头部盘踞在一个四周被水环绕，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的名叫环水村的村子里，智取刘磨头的任务交给了以骑兵大队为主组成的一支部队。攻打环水村之前，参战部队找到了刘磨头部的一个小头目――刘富子，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他同意为骑兵团带路。
4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攻击部队一部，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村子周围的主要通道。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向环水材疾进。到了村边，村口的哨兵问话后，刘富子赶忙出面应答。就这样，突击部队顺利上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发起攻击，将刘磨头一伙包围在一个四合院内。战斗没用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冀南危害百姓的又一匪患被除掉了。
1938年夏，八路军东进纵队宋任穷、陈再道部，开到冀南和冀中地区，我党、我军与赵部保持着统战关系，互有接触，合作抗日，视为友军。衡水的邵北武部，景县的葛荣华部，脱离赵云祥的控制，投降我八路军领导后，赵部放弃了武邑，移驻冀县。当年下半年，赵部开展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大唱救亡歌曲，大演抗日救国的戏剧，政治处增加了很多妇女，旅、团都建立的政治工作部门，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官兵情绪饱满。还选送干部到深县抗战学院，学习我军的政治工作。我在武邑参加了赵部政治处，任上尉政治员，当时曾学习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演节目时，扮演过一些角色，还到连队教唱过救亡歌曲。在这期间，赵部曾以一个营袭击德州车站，破坏了一段铁路，活捉日本兵两名，护路警三名。大家听了都很兴奋。
1938年8月9日，河北民军二路在冀县城内，举行了东进抗日誓师大会，赵云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七七事变，已逾一年，中华大好河山，半壁已陷敌手。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现今第三期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保卫大武汉是我们长期抗战的重要任务。现在敌人集中武力威胁武汉，必须全国总动员，才能保持我们的抗战中心。河北铁路沿线，敌人异常空虚，各游击队应积极行动起来，破坏敌人交通，扰乱敌人后方。这次东进杀敌，就是要实现这种目的，希望东进以后，各同志努力杀敌，不稍畏缩。对于各纪律，务要遵守，军民合作，共同杀敌。
会后，赵云祥亲率3个团和特务连开赴津浦铁路前线，夜袋德州火车站，炸毁火车车厢数节，击毙护站日军10多名，俘获重伤日军2名、护路警3名。在当地老百姓的协助下，扒去德州至吴桥间的铁路10多公里。还和戴心宽各率一营人，偷袭了德州城郊日军军营两处致使军营起火，…一片狼藉。凯旋后，冀县民众在县城召开了盛大的慰问大会。
1938冬季，中共中央委员杨秀峰到冀南行政公署所在地南宫县视察，路经冀县，赵云祥亲自迎送，并设宴招待，留宿一宵。一九三九年春季，重庆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战区游击队总指挥。赵云祥是孙良诚的旧部下，孙到冀县不久，便将河北省第一游击支队扩充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任赵云祥为纵队司令。该队编制与师相同，辖两个旅、一个特务团，还有直属部队。这年夏季，赵云样将武邑、阜城两县放弃，将部队全部集中到冀县和枣强县境，把原来的两个团扩充为两个旅，第一旅旅长潘子明，第二旅旅长戴心宽。又将景县游击队胡镜波编成特务团，由赵群祥任团长。所有编制短缺人数，由他们自行招募补充。
1939年夏，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率省府全体人员由洛阳来到冀县驻在城西王村一带。不久形势变化，河北省政府由冀县撤到京汉铁路以西邢台县境路罗川，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和第三纵队潘子明旅也先后撒到路罗川，孙良诚带卫队连住在镇上，总部驻在鱼林沟一个山村里，潘子明旅驻在路罗川最东部各山村里，保卫河北省政府，以防日军进犯。赵云祥带领戴心宽旅和特务团仍驻冀县。
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蒋介石公然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个主任公署与国家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消。”。此时的鹿钟麟也撕下“合作抗日”的面纱，以省主席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鼓吹“军令”、“政令”统一，宣布取消坚持抗日的冀中冀南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委派第二专员、第二县长。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七十九军军长朱冰怀、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四纵队司令侯如墉等一个个公开反共，不断制造事端。此时，赵云祥心存疑虑，都是抗日，何必相煎太急，为蒋介石卖命是否值得？况且徐向前、陈再道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鹿钟麟见赵云祥迟迟不行动，便通过孙良诚对赵云祥施压。因孙良诚是赵的老长官，赵也把内心的苦衷和盘托出：“孙先生你出来乍到，还不知道八路军的厉害，我算见的多了，以我们那点力量去和八路军争地盘，不我算见的多了，以我们那点力量去和八路军争地盘，不仅得不到，反到把原来的也保不住。这支部队拉起来不容易，万一有不测，蒋委员长、鹿总司令都帮不了我们，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孙良诚也认为赵的话不无道理，所以未予申斥，但又以军令相逼：“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最后倒霉还不是你自己？为增加赵云祥的反共信心，他还向赵通报了蒋介石急调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兼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部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分别从曹县和濮阳：以上的情况，要其不要坐失时机。赵云祥敷衍的表示。待石军团到后，一定配合行动。
1939年12月间，日军由德州向武邑、衡水等县进犯，占领两县城后，进攻冀县，赵云祥未加抵抗，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冀县以北靠束鹿县边境各村庄。他发动群众破坏所有的大路，纵横挖深沟，村与村相连，军队转移都在沟内走动。日军占据冀县后，未敢出城，赵云祥不断地组织突击队到冀县城里袭击日军营房，有次活捉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
1940年春，孙良诚奉命率潘子明旅由路罗川回到冀县，经常在该县南部和枣强县一带活动。他的参谋长黄百韬和参谋处长郭星章都是重庆派来的，两人都是陆军大学毕业，怕吃苦、怕危险，到冀县不足半年，同时请假回重庆，一去不返。也在1940年春季，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和新六军军长高树勋率领所部由山东转移到冀南，与孙良诚会合，他们活动区域大致相同，都在冀南各县和山东故城县一带。按当时的情况估计，石、高两部人数不多是虚有其名。
当年秋季，因抗日形势发生变化，赵云祥由冀县北部转移到该县南部靠枣强县境李家瓦窑和丰沛一带，与枣强县长郭念基配合，破坏大路，挖掘深沟，防范日军侵袭。
1940年秋，孙良诚和石友三部队因驻在山东故城县境李尧头一带时间较长，被日军察觉，日军从德州出动大批军队向孙良诚驻地进攻，战斗从晨至晚打了一天，当日夜间孙部主动转移到景县一带，石友三驻地未遭日军围攻，也转移到景县一带，当年12月间，孙良诚、石友三、高树勋、赵云祥四部分军队全部向鲁西转移，行程十余天。石友三和高树勋先后到达鄄城、濮县、荷泽县一带，孙良诚到达定陶县一带，赵云祥到达曹县西部，靠近河南省兰考县一带，部队驻在曹县二区王楼寨。
但是，赵云祥由河北转移到曹县后，即有孙良诚的旧部下谢卿云不断来找赵云祥。此人本是一个政客，过去与赵云祥同事，所以借此关系劝说赵云祥投靠汪伪，并答应扩编为一个军，经费从优。当时军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汤恩伯又企图将暂编三十师和新编第四旅吞而并之。初则要孙良赵诚部到后方整训，继而要孙良诚出任何国柱的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并让其所部皆编如该集团军。孙良诚、赵云祥、王清翰对蒋介石“扶植嫡系、派除异己”这一套祥经不起早有领教，便敷衍搪塞、从容应付、保持距离。汤恩伯劝说见孙良诚等不肯就范，于是先将单县专署保安团干余人强行收编，接着又以四省党政分会的名义，派李仙洲在聊城另设鲁西行署，以韩多峰取代孙良诚为鲁西行署主任，以切断孙部供应来源。李仙洲入鲁“反共”时，还引严令赵云祥、王清翰全力配合，至于枪械、弹药、军饷诱，本着蒋介石在1942―1943年期间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等则请而不拨此时的日军似乎也看到了赵、王两部已陷入困境，1942年3月中旬，以三十二师团位于矩野西南，以骑兵第四旅团布单县附近，对八路军和赵、王两部实施合围。赵云祥、王清翰此时已陷入了难以支撑局面的境地此时的为摆脱困境，两人多次在一起谋划部队出路。
为了保存实力，遵照蒋介石曲线救国的方针加上谢青云飞游说，于1941年12月间在曹县防地通电叛蒋介石投汪精卫，改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四军，辖两个师、一个特务团和三个直属连。同时部队由曹县二区转移到河南商丘以北，靠近曹县韩场和青固集一带谢卿云诱骗赵云祥得手后，又以同样手段，策动孙良诚和王镜波下水，孙、王二人竟然也接受，共同宣布叛蒋投汪。他们的部队仍驻原地未动。汪伪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并兼河南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直接指挥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特务团团长韩树功和骑兵团团长罗梦先，另有两个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辖两个师，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王镜波任第五军军长，辖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四十二师师长王皋如。一九四三年春，第四军调驻东明县，摊派粮款时，注意照顾贫苦农民，地方得以少受蹂躏。
赵云祥在东明尽管属于汪伪管辖，可是为了和八路军搞好关系，一九四四年调往苏北之前，东明县的伪县长以前在东明伪县府中拘押有政治犯数百名，大多数系倾向抗日的进步人士，也有很多新四军的人员。赵云祥乘此机会把这些人全部释放，借以树立声威，做一回“遗爱在民”的举动，放一个好“起程炮”。在释放前赵云祥还邀集这些人聚餐一次，表示欢送。
起义
赵云祥部起义 改编为华中解放第4军
1945年11月11日，军新编第2路军第1军军长赵云祥、该军第40师师长戴心宽，率该部1万余人在江苏盐城起义。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收编的伪军中最早投向人民的部队之一，是继10月30日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起义之后又一较大规模和影响的起义。该部起义后改编为华中军区解放第4军，是30军前身――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组建时的重要组成部分。
驻守盐城的是原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之第4军赵云祥部，约1万余人，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赵云祥是西北军旧部，曾担任29军独立第39旅教导队队长。
1945年7月，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和八路军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劝孙良诚起义的亲笔信到扬州，谢庆云负责接待。他与郭楚才一起做孙良诚和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五军军长王清翰等人的起义工作。
1945年11月11日，赵云祥由赵、戴联名签发反蒋起义通电，盐城终于和平解放，苏北、苏中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起义部队番号改为“华中解放第四军”，下辖两个师，除复员老弱病残3000余人，还剩下11843人。华中分局派联络部长陈同生送来了陈毅军长的委任状，任命赵云祥为军长，吉洛（姬鹏飞）为军政委，戴心宽为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彭干清为十二师师长，薛尚实（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长）为军政治部主任。后新四军秘密委派赵云祥去扬州劝说孙良诚起义，陈毅又委任戴心宽为代军长。
通电起义
云祥等于抗战初期，本怀抗日救国之素志，转战经年后误于曲线救国铸成大错。日寇投降后中共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之正确主张，得到全国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拥护。不料的反对派阴谋掀起内战，借受降之名实行向解放区进攻，屠杀人民，国家民众那堪重陷于糜烂。云祥等受到新四军感召和帮助，于盐城防次全体宣誓通电国人，响应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拥护和平主张，接受民主政府领导，决心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到底，望全国其他部队共举义旗，为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伟大事业而奋斗。
陈毅叮嘱说：“赵云祥主动要求到扬州去劝说孙良诚起义，很好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放他去。家属和警卫员要求带走，可以。他既然起义了，把1万多人这么大一支部队都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当相信他。他早期当过孙良诚的传令兵，靠着孙良诚的提携一步一步升到军长，两个人关系很深。放他去策反孙良诚，也许能起作用。即使暂时不起作用，也没有关系，放长线钓大鱼嘛！陈毅继续说：“戴心宽只是代军长，军长的位置还留着给赵云祥。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让他当。有职有权。这一点务必向赵云祥和戴心宽都讲清楚，不要让人家骂我们新四军过河拆桥。
策反
周恩来还详细告知了可以进行秘密联系的西北军将领的名单，在华东地区的有孙良诚、刘汝珍、曹福林、张岚峰、米文和及西北军老人梁冠英等。并指出：孙良诚与赵云祥关系极密，扣押赵云祥既非孙，而孙又与汤恩伯是死对头。现汤恩伯管京沪，有诱杀孙良诚意。我加紧争取有可能。如孙良诚能反正，在某种意义上较高树勋影响尤大。冯玉祥、鹿钟麟均瞩望孙。梁冠英资格在现西北军带兵者上，现居徐州，未当汉奸，对蒋极不满。若有人至徐州见梁冠英，说动其约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一道反正，影响当极大。
赵云祥率部起义后，经新四军高层领导派遣去秘密策反老长官孙良成，后被孙良成扣压。作为孙的部下赵云祥认为孙良成对投向是早有思想酝酿和准备的，并有承诺和行动。所以赵云祥自认为还是有一定把握的。1945年6月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伯纯（化装）来扬州时，申向孙良诚宣传抗战形势和的政策希望孙能相机反正。孙良诚答应：可以考虑，行事”。说此话时，当时赵云祥也在场。在赵云祥率部起义前一段时间，孙良诚曾派其政治部副主任李泽清与刘贯一，杨帆有过接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云祥欣然接受党的派遣，并在淮阴新四军首长面前，表示了去说服孙良诚率部起义的信心和决心。首长们为了打消赵云祥的顾虑，特别强调保留其军长职务。兵贵神速，为了保证这次策反的机密和时机需要，应该快速开始行动。
1945年11月15日(在赵率部起义后的第四天)赵云祥在王发祥(赵部原一五三团团长)和新四军苏中军区派出的许科长、叶参谋的陪同下去扬州。在途经高邮时，被孙良诚部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扣压。孙良诚得知后，令王和民对赵等妥为保护，并派人急送扬州。到扬州后，孙将赵控制起来，以避免赵云祥落入扬州军统特务之手。但赵云祥秘密来扬事，还是很快被己在扬州很活跃的军统特务侦悉，并密报南京军政部何应钦。何令孙将赵解送南京，由于孙良诚的对蒋介石还报有幻想，根本不肯马上起义，对何应钦的命令虽不情愿，私下对赵承诺营救的情况下，还是把赵云祥祥押送南京。
赵云祥被押送到南京后，蒋介石本欲杀赵。但考虑到怕孙良成兔死狐悲，引起部队哗变，进而影响和动摇军中原西北军系部队的军心和士气。只好对赵云祥进行申斥后又软禁了两个月后，在孙良诚担保情况下，交孙管束。这样，赵云祥也就得以继续留在孙良诚身边，以便相机完成尚未完成的策反使命。
在策反孙良成的过程中赵云祥一直与底下中共党员周镐，谢青云，王清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交换这对孙的看法。现在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还保留了周镐当年和赵云祥联系的日记。
1948年11月14日，孙良诚在苏北邢圩投诚（共5800余人），孙良成投诚后，在周镐、王清翰和中共工委联络组组长祝元福等陪同孙良诚去安徽蚌埠策反军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起义。岂料，孙良诚一行到达接头地点刘部三五五团团长刘铁钧（刘汝明之子）的驻地均被扣压，周镐、祝元福被国防部二厅押解到南京遇害。孙良诚、王清翰则被带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处旋又被送往南京。王清翰被枪杀，孙良诚被孙连仲、秦德纯保释。此次策反未成，据查，是孙良诚以劝降为名达到脱离解放区的目的。
在周镐、王清翰被逮捕后，蒋介石命令军国工部二厅彻查与孙良诚投诚有关联的人员。赵云祥、谢卿云也在搜捕之列，身在南京的赵、谢对蚌埠发生的情况并不知道，当时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谢卿云是孙良诚部队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云祥是由谢看管的对象。此时幸被赵云祥的契友侯侠久（原西北军将领）的女婿（在国防部任职）得到搜捕赵、谢两人后，侯立即报信给赵、谢，并叫尽快离开。赵、谢商量后决定急速开住处，拟乘火车逃往上海。在往火车站途中，谢要回家取东西，赵云祥就一人乘火车回到上海家中。谢卿云返回后被捕，后遇害于南京雨花台。
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当赵云祥得知原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在无锡任市军管会主任时，于1949年7月赵云祥和夫人王文媛及次子往无锡找管，管文蔚夫妇接待了赵云祥一家。赵云祥向管提出：“赵云祥向组织报道，并要求参加工作。”赵云祥并简单的向管文蔚介绍了离开部队后的情况。管对工作一事未置可否，只是叫留下上海的地址，等候通知。在久无回音的情况下，无奈，一方面继续上海等候回音，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在上海开了一个小粮店买卖小杂粮与菱粉度日。
于1954年9月20日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以杀害革命干部13人，烧房千余问的罪名抓捕。1955年9月12日转押盐城，赵云祥在狱中“思想认为当反革命办罪很冤枉，他认为自起义后，没有反对过，并为做了很多事情，对得起了。淮海战役孙良诚部队在宿迁投降后，围民党派军统特务抓我，真是两头不讨好”。盐城亦无法定其罪。便于1956年4月20曰将其转送江苏省公安厅。同年5月5日，江苏省公安厅在征得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后，提出了释放意见并报省长惠浴宇批准惠批示“同意释放。赵云祥被释放回京居住。
文革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京城赵云祥有一种不安宁的预感，为远离“红色风暴”中心在当地派出所的暗示与协助下（当时北京公安部门已处于半瘫痪状态），赵将户口迁往江苏苏州其长子家中。在赵去苏州后，赵在京原住的5间房屋也被强占。
当时的苏州也非安宁之地，1970年前后，全国兴起“清理解阶级队伍”运动。1970年下半年，大批各地的造反派外调人员先到北京，后又转到苏州，要求取得赵云祥的签字旁证。从这些要求旁证的内容上来看，绝大多数是“造反派”为了迫害我党、我军革命老干部而要求做的虚假的“伪证”。这些要求做“伪证”的对象来看：一类是赵云祥率部起义的原部下是“假起义”；第二类是赵云祥在多年与八路军、新四军“打交道”的过程中，曾释放过一些对方人员，按当时“造反派”的逻辑，这些人肯定写过“自白书”。
先说第一类人的情况：因赵云祥于1945年11月11日在盐城率部起义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改编为十纵，再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不少人参加了，有些人成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这些人在“文革”中，有些人被打成“走资派”，或是“阶级异己分子”。这些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外调人员（很多是穿军装的），大部分是叫赵在外调人员事先已准备好的某某人是“假起义”的伪证上签字，为了保护这些革命干部，赵毅然拒绝签字，如真是不知真象的人员，赵就耐心说明起义情况；再说第二类人的人员，在1944年9月赵云祥驻山东东明县释放的人员就有近300人。其中。有些人在“文革”时，可能己成了我党、我军的“当权派”。在交代个人历史时，按照“既被敌人释放，一定就要写自白书”的逻辑，就叫赵云祥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自白书”签字。赵云祥为了保护革命干部，赵也一律拒绝在所谓“自白书”上签字。因此几乎月月都召开批判“牛鬼蛇神”之类的这样的大会。
对在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赵云祥来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因为，有一批人已经来了二十余天，由于赵毅然拒绝在“伪证”上签字，他们勾结了苏州当地街道办事处的造反派，已对赵连续举办了二十余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赵进行批判，并决定第二天开万人批斗大会。赵云祥于第二天（1970年9月7日）上午在家中被迫害自缢身亡，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文革结束后，1980年2月4日，苏州市公安局金阊分局复查组给家属发放了《关于赵云祥先生死亡问题的结论》，其内容有：“……赵云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按正常死亡处理）。”1982年5月14日由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主持，拟定了《赵云祥先生悼词》1985年8月6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给赵云祥同志补发了《起义人员证书》，赵云祥曲折、坎坷的一生。
赵云祥将军戎马一生，在抗日的战场上做过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