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柏真可的个人简介
紫柏真可〈1543年－1603年〉，明代南直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老人，后世尊称他为紫柏尊者，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出家
紫柏年少时，性格刚烈勇猛，貌伟不群，慷慨具侠义气。十七岁辞亲远游，本欲立功塞上，途经苏州阊门，因大雨不能前进，投宿虎丘云岩寺。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云岩寺，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以究明生死大事。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禅学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最盛，但是宗风却极端的衰微。对于晚明禅宗密室传帕、冬瓜印子的宗风，真可、德清等人就感到相当的不耻。有鉴于宗风的衰败颓废，有志之士发愤振兴，提出禅净双修、禅教一致的口号。佛门僧侣几乎都兼修各宗各派之学，就连禅门也不例外，禅净法门不二、经教不废等观点也出现在禅僧的语录中。诸宗融合成为明末佛教的特色之一。这不仅使得禅学有了复兴的迹象，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佛教复兴的浪潮。对于这股风潮的推动，明末的四大师功不可没。四大师一致认为没有经教做为背景，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禅悟。他们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促进佛教融合复兴的倾向，指引出禅宗入清以后的发展方向。以真可而言，他一生视复兴佛门、振兴曹溪法运为己任。有鉴于丛林空讲自心佛性，徒以冬瓜印子相为印可的窳陋。身为禅者，真可不仅力振禅门风气，同时强调“文字般若”的重要，特别揭示经教在禅修中的功能。而他对于唯识学的重视，也激起晚明研究唯识学的风潮。
明末思想界中，普遍存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佛门的高僧多兼通外学。明末四大师都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莲池N宏原是个儒生，憨山德清年少时“习举子业”，q益智旭也有援佛入儒的著作。同样，紫柏真可也主张三教同源，在他的文集《长松如退》序言中就自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
紫柏真可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会性、相、宗义，贯通宗、教。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紫柏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H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照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
紫柏对佛教各宗派思想主张调和态度，“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同时认为文字经教是禅僧得悟的先决条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其《石门文字禅序》道：“夫自晋宋齐梁学道者，争以金屑翳眼。而初祖东来，应病投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后之承虚接响，不识药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筑文字于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虚空，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夫义不精，则心了而不光大；义精而不了心，则文字终不入神。”可见紫柏深入文字般若与实相般若，并能贯通融会，交相应用。又紫柏所订“礼佛仪式”，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此亦调和各宗的具体表现。
雕经
明神宗万历初年，紫柏至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在场的法本法师谈起袁了凡居士慨叹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不易流传，希望改为方册，俾使藏经得以广为流通，紫柏当下赞同，发愿作刻藏的旗鼓，同时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的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曾同亨及瞿汝稷等人的热心赞助。
紫柏命道开负责开雕方册藏经事宜，法本协助参与刻藏工作，并于万历十四年，与道开东访僻居东海牢山海印寺的德清大师，德清特由京城回访，二人相见恨晚，畅谈达旦。为刻藏之事，两人曾多次出入京城竭力奔走，当慈圣皇太后得知刻藏之举，本欲发内帑下令诏刻，紫柏却不愿接受，表示“宜令率土沾恩”，言明此事应让全国民众共同出资营办，普沾法益。
方册藏经的开雕，历经多年辛苦筹备，终于在万历十七年创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以明代北藏为基本，对校明代南藏，由紫柏门人如奇法师等主持。后因山中苦寒，不便刻经工作，再加以地处偏僻，材料运送十分费事，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续刻，故以“径山藏”（明藏万历版）称之。其后又在嘉兴、金坛等处开刊。门人吴用先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存经版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后因各版皆在嘉兴楞严寺印行，故又名为“嘉兴藏”。
开悟
一日，闻一僧诵秀才张拙的开悟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内心大疑，四处书此二语于壁上，苦思不得其解。一日斋时，忽然大悟：“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自是气宇超绝诸方。不久，参云谷禅师，叩华严宗旨。后至匡山，深究相宗奥义。
万历元年（西元1573），紫柏转至北京法通寺，亲近华严宗匠遍融和尚，又从禅门耆宿啸岩、暹理等禅师参学。两年后，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法师。不久，南徙至浙江嘉兴，密藏道开法师钦仰紫柏的风范，特来访谒，紫柏留他为侍者。
嘉兴楞严寺原为宋代名僧子璇著经疏处，然已荒废甚久，紫柏遂发愿重修，太宰陆五台愿为护法，道开任干事，陆五台之弟云台施建禅堂，五楹既成，礼请紫柏作联，紫柏刺血书之：“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紫柏真可禅师悟道因缘白话解说
径山紫柏达观真可禅师，俗姓沈，江苏吴江滩缺人。真可禅师少时性格雄猛，卓尔不群，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十七岁时，欲立功名，辞亲仗剑远游。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初到大千佛寺，遍融禅师便问：“从何来？”
真可禅师道：“江南来。”
遍融禅师又问：“来此作么？”
真可禅师道：“习讲。”
遍融禅师道：“习讲作么？”
真可禅师道：“贯通经旨，代佛扬化。”
遍融禅师道：“你须清净说法。”
真可禅师道：“只今不染一尘。”
遍融禅师便令真可禅师脱掉外衣，施给旁僧。
真可禅师遂依旨奉行。
遍融禅师于是回头看着真可禅师，说道：“脱了一层还一层。”
真可禅师一听，便微笑点头，于是决定留在遍融禅师座下学习经教。
此外，真可禅师还参礼过禅门大德笑岩、暹理等禅师。九年后，真可禅师又重新回到虎丘，并于松江闭关百日。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真可禅师前往嵩山少林寺，参礼大千常润禅师，请求印可。刚到少林寺，正赶上常润禅师上常说法，为大众讲解禅宗公案。真可禅师以为常润禅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遂感叹道：“西来意固如是耶？”于是决定不入参请，旋即回到南方。
在嘉兴，真可禅师看到古楞严寺久已荒废，被当地的大户人家占用，变为园亭，心生感慨，曾作诗咏道：“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于是他四处活动，发心修复。在五台居士的护持下，古楞严寺很快修复一新。真可禅师后应五台居士之弟云台居士的邀请，撰联云：“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真可禅师曾经感叹法道陵迟，纲宗堕地，自誓要以荷担大法为己任。他认为，以往所刻大藏经，卷帙浩大，不便于普及，于是四处奔走央告，寡资招贤，雕刻方册大藏经，以便流通。真可禅师在世时，此藏尚未完成。后人秉其遗愿，继续雕刻，至清初才完成，是为《径山藏》。
真可禅师与憨清禅师交往甚为密切。二人曾商定共修明代《传灯录》。后因憨山大师被告以私建寺院之罪，被捕入狱，此事终成泡影。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京太守吴宝秀因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务税的命令，被弹劾逮捕，其夫人哀愤自缢而死。这两件事对真可禅师的刺激甚大。他曾经感慨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
此语后被传到宦官的耳朵里，他们欲置真可禅师于死地。万历三十一年，真可禅师因“妖书”事件，遭诬陷被捕入狱，几经拷问，始终不屈。后来虽查无实据，但是执政者仍不放过他，将他定为死罪。真可禅师听说过，遂说偈云：
“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
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
又云：“世法若此，久住何为！”
于是，真可禅师便索汤沐浴，嘱咐侍者性田道：“吾去矣，幸谢江南诸护法！”
性田侍者闻言，痛哭不已。真可禅师呵斥道：“尔侍余二十年，仍作此去就耶？！”
当时，有位姓吴的读书人亦在场。吴生向真可禅师请问大法。真可禅师遂作偈云：
“事来方见英雄骨，达老吴生岂夙缘。
我自西归君自北，多生晤语更冷然。”
说完，便端坐而化。
御史曹学程听说真可禅师已坐化，急忙前来探视。他抚摸着真可禅师的手说：“师去得好。”
真可禅师又张开眼睛，向曹御史一笑而别。一时狱中香气不绝，六天之后，真可禅师颜色如生。春秋六十一岁。
蒙冤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对于明朝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明太祖规定所有的僧侣分为禅、教、讲三类，除了从事瑜珈事业的教僧之外，禅、讲诸僧只能在丛林中专事于禅修与经教的研习，使得僧侣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内，断绝了与世俗之间的来往。这应该也是明中叶以前，历史上极少有高僧住世之相关记载的主要原因。
这种严格的僧俗隔绝规定，也是在妖书事件发生时，真可被询以“如何不在山中修行”的主要原因。这种“离群索居”、“经忏佛教”的佛教型态，与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成祖永乐因受僧人的帮助篡夺帝位，一改太祖对佛教严统的态度。成祖对佛教的尊崇，带动了以后各朝的佛教发展。各朝的帝王，几乎都好佛。由于帝王对于佛教的崇信，无论是在藏经的刻印，寺院的兴建，都有很大的帮助。王室支持的态度，对于明末僧人佛教事业的推动有极正面的影响。如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复寺与刻经的事业上，就都得到曾慈圣皇太后的赞助。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对于教团的发展也绝非只是正面的影响。朝廷错误的宗教政策，使得僧团过度的发展，导致僧侣素质的低落，这也是造成明末佛门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征收矿税，宦官乘机扰民，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命令而被逮捕，夫人愤死。紫柏多方调护，授以成岣》鹳视栉獗π悖骸凹俳杷拇笠晕恚谋疚奚蚓秤校磺熬橙粑扌囊辔蓿锔Ｈ缁闷鹨嗝稹！弊恢銎渌惺蛩蹋笨沙鲇Ｗ习赜切拟玮绲馗刑镜溃骸袄虾┎还椋蛭页鍪酪淮蟾海豢笏安恢梗蛭揖仁酪淮蟾海弧洞啤肺葱蛭一勖淮蟾骸！
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论，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速离京。不久，谤言四起，忌者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乃朝廷内部倾轧，匿名“妖书”的造作人，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狱。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执政法司定罪论死，紫柏以世法如此，久住何为？即说偈云：“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言毕，端坐安然而逝，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万历四十四年于开山前文殊台荼沉⑺
德清
万历二十年，紫柏五十岁，北游房山云居寺，朝礼隋代高僧静琬和尚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和尚所藏佛舍利三枚。慈圣皇太后得知紫柏已至京城，命近侍陈儒备办斋供，供养僧伽黎。紫柏辞谢道：“自惭贫骨难披紫，施与高人福更增。”太后遂恭请佛陀舍利入宫供养三日，并赐内帑造大石函，将舍利重藏于石窟。
静琬和尚刻石藏经处，像设拥蔽，石经薄蚀，而琬公塔院也早已被寺僧所卖，紫柏于是以太后所施斋银将塔赎回。适巧德清来访，二人便共往石经山礼赞，紫柏请德清为舍利的发现及琬公塔院的复兴，撰写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及涿州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紫柏则撰写房山县天开骨香庵记。
其后，紫柏与德清两人在都门西郊相对畅谈四十昼夜，共议复修明朝《传灯录》，并相约前往曹溪，复兴法脉。万历二十三年，紫柏在庐山等候德清一同前往曹溪时，却获知德清弘法致难的消息，于是独自先行。紫柏行至京师，才知德清被谪戍雷州，便在江浒之地等待。时值严冬，两人相见于下关旅泊庵，紫柏握着德清的手说：“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并发愿为德清诵《法华经》百遍，祈求佛力加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