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的个人简介
赵家璧，中国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1908年10月27日生於上海松江。在光华大学附中时，即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後，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赵家璧 - 生平简介
江苏松江人。 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历任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经理兼总编辑，老舍资助创办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经理兼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编审。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後，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
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
1937年，他在上海《大美晚报》社担任《大美画报》的主编，并复刊《良友画报》。
1943年在桂林重建"良友"，续出《良友文学丛书》，後将公司迁往重庆。1947年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版包括《四世同堂》 、 《围城》等名著在内的《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 。
1954年，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摄影画册编辑室主任，编辑出版了《苏联画库》40种， 《新中国画库》60种，很受读者欢迎。
1960年，调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分工负责外文编辑室并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
直到1972年退休。退休後，他还积极地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编辑组，用集体笔名伍协力翻译了E.斯诺的《漫长的革命》 、 《艾奇逊回忆录》 、《赫鲁雪夫回忆录》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撰写了《编辑生涯忆鲁迅》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历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编辑学会顾问等职。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
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
赵家璧 - 著作
著有论文集《新传统》 、 《编辑忆旧》 、 《欧美小说之动向》 、《月亮下去了》等，回忆录《编辑生涯忆鲁迅》、《书比人长寿》，译著《漫长的革命》、《赫鲁雪夫回忆录》，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学》丛书、《美国文学》丛书、《老舍全集》等。《编辑忆旧》获全国首届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
《新传统》 ，良友文学丛书第30种，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一版。
《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一版。
《编辑忆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一版。
《回顾与展望》，列编辑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一版。
《书比人长寿》，列读者良友文库，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年1月一版。
《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6月一版。
译文部分（不含合译之作）
《室内旅行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11月一版。
《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月一版。
《美狄亚》，收《世界文库》第一册，生活书店1935年5月一版。
《月亮下去了》，晨光文学丛书第10种，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6月。
《编辑忆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一版。
《新传统》，良友文学丛书第30种，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一版
赵家璧 - 赵家璧与《良友画报》
1932年秋，赵家璧从光华大学毕业，正式成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职工，担任文艺部主任负责文艺类书籍的编辑工作。那时《良友画报》已出版发行六年多，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时，画报的主编是马国亮，编辑室设在四川北路851号，公司二楼中间的大房间Y。画报编辑室外面是一个大洋台，洋台的北端用木板隔 成一个小间，这就是赵家璧一个人的文艺部，南端放一只写字台，郑伯奇就在那Y编《电影画报》 。虽然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不同，但赵家璧、郑伯奇及画报编辑部的马国亮、丁聪、万籁鸣，都是非常投机的朋友，直至晚年也常相往来。马国亮与赵家璧是1929年同时进入良友工作的一对同龄青年。马国亮能画能写，善写小品文，他写的文章编成册子交给赵家璧编辑出版；《良友画报》的选画、编辑也常得到赵家璧的参谋，两人情同手足。那时《良友画报》每期都刊登一些小说或散文，这些作家便是大家共同的朋友。1934年，老舍第一次从山东到上海良友公司时，就请他坐在大洋台中间那张有黄色布套的大沙法上，大家围在四周快乐交谈，那天画报的摄影记者曾拍下一个镜头。过了四五十年，我还听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回忆这段往事。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良友公司遭日军炮火猛烈袭击，损毁严重。经理余汉生认为恢复良友已不可能，遂向法院宣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破产，解散上海职工，而把《良友画报》迁至香港继续出版。以赵家璧为首的上海职工不甘心公司就此倒闭，用职工会的名义，向法院受盘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全部资产，招募新股东，收回香港《良友画报》出版权，公司改称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於1938年12月31日开创立业，地址在四川路33号企业大楼五楼，占地只有100多平方米。此时，赵家璧也入了股，是公司的副经理兼总编辑，从此赵家璧对《良友画报》更多了一份责任与义务。
赵家璧重视文化历史的继承与传播，已主编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 ，他觉得出版十多年的《良友画报》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而且，是用生动的画片，形象化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所以必须把它保存起来。但《良友画报》开创初期，伍联德先生自认为是冒险出版，初版本只印了2000册，出版後大受欢迎，添印两次，共计七千册，也销售一空。因此早期的版本公司已无存。"八?一三"事变，日军炮火把良友公司的书库几乎全毁，画报也在其中。在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後，赵家璧想方设法费尽心机，总算收集齐一套完整的《良友画报》，他精心地把它装订成十五大卷，放在公司玻璃柜中展出。装帧美丽的《良友图画杂志》既是公司业绩的展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广告。每当看到画报，总让赵家璧想起画报的创始人、提携他步入出版界的恩人--伍联德先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12月26日，日寇查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这一套十五卷的《良友图画杂志》合订本，被随同日军查抄的日本同文学院学生发现，下令捆扎起来，准备次日派车一并运去。这十五册画报是公司重要纪念品，此後恐怕再难收齐。赵家璧眼看自己的心血遭此厄运，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同事自告奋勇，夜半乘日寇不防，翻墙入室，冒险偷出，使这十五册画报，免陷敌手，幸得保全。
1942年4月24日，不愿屈从日寇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正式宣布停业，赵家璧和时任主编的大学同学张沅恒准备离开上海去桂林复业，出发前他先爬到房顶上，将画报存放天花板与房顶间的空隙处；想想下雨漏水会浸蚀它的，就又搬到壁橱中；但谁都知道壁橱是存放财物之处，所以怎N也不能放心。最後得到一位苏州友人帮助，将画报隐藏到了苏州乡下的农舍中。1945年日寇投降，赵家璧回沪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苏州乡下，把画报领回。那天他是带著我和弟弟一起去的。虽然画报没有遭到意外，但无意间已把第十卷丢失了。此後，画报一直保存在他自己
的视线之内。1954年，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赵家璧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晨光出版公司并入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在跨出这一步前，他决定为这套《良友画报》找一个能留存後世的安身之处。他考虑良久後，向《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询问应捐献给哪个单位，如何办理捐献手续。4月3日北京图书馆给他来信，信中说“接到人民日报社的信，通知我们关於您想要将收藏多年的全套《良友画报》捐献给国家的事，并要我们与您直接联系，我们接到信後十分高兴，因为我们馆正缺这N一套完整的画刊，现在找这N一套却不大容易了。您既愿把这一心爱之物捐献与我馆。我们代表广大读者群众向您表示感谢。
至於移交手续，是否请晨光出版公司代为装箱寄运给我们。运费可由我馆全部负担，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常有书刊寄运给我们，包装等都还好，必要时可以电话和该店联系。
4月10日赵家璧就把这套《良友画报》寄送北京图书馆，并写下一份此书的经历，和良友图书公司被日军查封、启封的珍贵照片一并寄去。
"文化大革命"中，赵家璧所有藏书都被抄走，进入七十年代後，风暴减弱，他那怀旧的思绪就抬头了，他想念自己主编的《一角丛书》 《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万有画库》和《良友画报》等书籍。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是顾廷龙先生，顾老体谅他的怀旧之情，把他介绍给图书馆现代文学馆的萧斌如同志。当萧斌如引他走进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看到整齐地排列著他三四十年代主编的这些书籍时，他仿佛遇见了久别的亲人，含著泪水，抚摸著已泛黄的旧书，激动地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可惜这些书在’文革’时，全被抄去了！
1977年5月，北京鲁迅研究室叶淑穗等同志到上海访问赵家璧，临行时赵家璧恳请他们回京後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为他捐赠的《良友画报》拍两张照片，使他在思念时，能对著照片，让思念随联想翩]。8月12日，他们终於寄来了照片及底片。赵家璧有一本精美的照片册，Y面贴著鲁迅给他的46封信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他也收在这本相册中，可见《良友画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79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後，曾专程去北京图书馆，探望作为特藏品的《良友画报》，就像去探望一位久别的亲人。
1980年前後，上海图书公司聘请赵家璧和顾廷龙、周谷城、罗竹风等十二位老人为顾问，此後，公司经理毕青和副经理郭小丹常到赵家访谈，1982年至1986年间，公司属下的上海书店印影出版全套《申报》 ，为印影的事，郭小丹先生常有事与赵家璧商讨。据郭小丹先生回忆，大约是1983年5月间，赵家璧对他说：“你们实在还有一套书可印。”郭问：“什N书？”赵家璧答：“《良友画报》”，还说：“一幅历史照片的价值，决不是几千文字所能代替的。因为它更真实、更具体、更形象化、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足以引起无穷的联想。《良友画报》历史悠久，编辑态度较认真，所采用的画片，涉及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服装、妇女、儿童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三万馀幅图片，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图卷。我常想上海书店如把全套旧版本《良友画报》加以重印，化一为万，那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赵家璧还建议他们去问问马国亮。随後，毕青和郭小丹按赵家璧提供的地址到
南昌路马国亮家，马国亮也说这套画报值得重印发行，还告诉他们，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冀博士说过："《良友画报》是一套很有历史价值的画报，今天看来，仍旧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他也建议把当年的《良友画报》全部重印。但80年代初，当时上海书店的领导还有些顾虑，因为《良友画报》中有大量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照片，怕上级不批准。赵家璧鼓动他们打报告试试，又说："内部发行也可N！"不久，市委宣传部批准重印全份旧《良友画报》。上海书店交给郭小丹负责此事，并请赵家璧写一篇重印全份《良友画报》引言，放在首页。
重印《良友画报》需要一份完整、清晰的母本，而此时画报因出版期久远，在国内已濒临绝迹，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没有保存完整的全套原版本，幸好上海图书公司所属的上海旧书店，专收旧书刊，自1956年成立以来，经三十多年的收集，总算配齐两套，虽然有的版面已有破损，但在制版、印刷部门的努力下，终於在1985年，《良友画报》创刊六十周年前夕，开始发行，预订。原计划印1000套，实印900套，售价每套2600元，平均每册100元。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贵了些。但问顾者也很多，销售兴旺。
画报出版後，上海书店向赵家璧和马国亮各赠送一套。当二十六本包装精美的画册送到家Y时，赵家璧看著桌上地下堆满的画报喜形於色地说道："今後，我什N时候想看画报，就能看到了。"画报实在是多，书柜中放不下，房间又小，只能在楼梯口搭了一间阁楼，专门存放。
《良友画报》在国内成功发行後，郭小丹通过自己的好朋友，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先生向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建议“台湾是否也印一些”。开始几次没有谈成功，领导对郭小丹说："你不要花这个心思了，弄不成功的。"1990年，陈万雄请郭小丹到香港去（郭小丹此时已退休），次日张连生也到港。陈万雄请他们一起早茶，席间张问："郭老，你一再建议台湾影印发行《良友画报》是什N道理？"郭老说："《良友画报》1926年出版，蒋介石1927年上台，《良友》每期都有国民党政要的照片，现在这些人都已不在了，他们的子女和百姓都会想t解这段历史。《良友画报》极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估计台湾可能不会有全套《良友画报》，你们自己影印也难。如由上海印制，你们来发行，功德无量。张回去考虑後决定印500套，亲自到上海签订合同，上海方面签字的是上海图书公司经理俞子林，共付美金21万多，画报印出後，通过香港商务印书馆转送至台湾，不久，画报全部售完。台湾发行的《良友画报》的序言是请马国亮先生写的。
现在重印的《良友画报》已成为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参考资料。听说最近又有出版机构在策划重印《良友画报》。确实，要想t解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概况、世界要事，要寻找那个时代的人物、文化，乃至想t解那时的服饰、用品，那N，《良友画报》确是一种极好的参考。我想这也是赵家璧收藏、捐献并建议重印的初衷吧。
赵家璧 - 与陆小曼编《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遇难後，陆小曼一直想给志摩出个全集。赵家璧因为要出版《秋》一书向陆小曼徵求照片时，陆小曼就曾向他透露了编《志摩全集》的打算。後来陆小曼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後，她又对赵家璧说了这个想法。赵 家璧是徐志摩的学生，他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当赵家璧去徵求茅盾先生的意见时，茅盾也鼓励他尽最大努力搜集志摩的信札、日记，为中国出版界编出第一部现代作家全集来。於是，陆小曼和赵家璧分别找寻徐志摩的著作、日记等，并向图书馆和收藏家借阅文学期刊，收集散见各处而未编入文集的零星文章，并写信向有关朋友徵求徐志摩的书信。经过多方寻找、索讨，到1935年10月，稿子大致编好，一共有十卷。陆小曼发出的徵求信，反应很一般，因为当时徐志摩的朋友们都把他的死怪到陆小曼的头上，认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编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持。当时征得的书信，仅有致刘海粟十九通，致蒋慰堂九通，致郭有守九通，致郭子雄八通。陆小曼很失望，但她不愿再去求人。她对赵家璧说："即使应当交出信函的许多朋友都不来（她指的是胡适和住在北方的徐志摩其他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为数也不少，凑成一卷没有问题，虽然其中有些信，我实在不愿公开发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从国外寄回来的英文信，如能译成中文，也可凑出二三十封。"这批英文信，据赵家璧回忆，後来小曼交给他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不知下落了。十卷大致收集好後，议定由赵家璧所在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当时，陆小曼曾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一封信，Y面提到了这个时期的工作和想像著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时的喜悦心情。信中写道：
“志摩日记及书函正在抄写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时乱得无从理起，现在我才将散文、诗集等编好，再有几天就要动手编书信了，那时定会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虽是新产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问我要志摩的东西，我也没有送去呢
《志摩全集》大约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时一定送一份给先生看，只是我头一次编书，有不对的地方还望你们大家指教才好。”
从信中看，可能那时陈从周已经有了想搞《徐志摩年谱》的意思了，所以向小曼要志摩的书信。而那时，陆小曼对出版《全集》充满了希望。
胡适插手 节外生枝
1935年10月，胡适到上海。赵家璧做东，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作陪。席间，陆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赵家璧已把《徐志摩全集》初稿编就的情况，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後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胡适听了以後，没有什N反应，似乎毫无兴趣。
到宴席後的第四天，胡适跟陆小曼讲，他认为《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不合适，他建议改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也表示同意，并愿立即预支版税两千元。这对经济困难的陆小曼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陆小曼马上找到赵家璧对他做了解释，赵家璧也无可奈何，"良友"是小出版社，斗不过商务，他也拗不过胡适，更兼陆小曼已决定由"商务"出了，他不好再说什N。於是陆小曼跟商务印书馆签了合同，稿子随即寄了出去。正要校对的时候，"八?一三"战争在上海开始了，而陆小曼又生病好几个月，等病好了再去问，得知商务印书馆预备迁走，一切都处於纷乱状态，根本谈不到出书的事了。他们只是口头答应，等安定了再出书。谁料一年年过去了，小曼却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
陆小曼受到沉重打击。她後来写道：“我怀著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Y，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愁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整天在烟云中过著暗灰色的生活。”
八年抗战结束後，陆小曼跑到回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去问稿子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是匆匆忙忙撤退的，先是到了香港，再转到重庆。在抗战时期，忙著出版抗战刊物，根本没有想到去出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但几经辗转，连馆内的人也不知道稿子究竟在哪儿了。据说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
1946年的一天，赵家璧去看望陆小曼。当时他已在主持晨光图书公司。陆小曼一见到他，就流下了眼泪。她近乎忏悔地对赵家璧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於要钱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於，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中，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後悔也来不及了！”
赵家璧对陆小曼劝慰了几句，又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可和《爱眉小扎》等重新合编一册？陆小曼说：“今年正好是志摩诞生五十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Y，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Y，我也没有办法去要。”
後来，陆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写於1918年的《西湖记》 ，写於1926年至1927年的《眉轩琐语》 ，连同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再加上原来已出的《爱眉小扎》和《小曼日记》，共五个部分，总题为《志摩日记》，於1947年3月由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後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胡适对陆小曼一向有好感，陆小曼也感觉得到。徐志摩死後，胡适便以保护人自居。他向陆小曼提出，要她与同居的翁瑞午断交，以後一切由他负全责。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胡适很不高兴。四十年代，胡适还从南京来过一封信，再劝小曼听从他，由他来安排新的生活。这次，陆小曼没有给胡适回复，胡适非常生气，以後就不再和陆小曼来往了。
失而复得 喜获新生
後来，陆小曼找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让他帮助查找志摩稿子的下落。朱经农不久回了一封信，说志摩的稿子并没有丢失，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间内找回来。这个肯定的回答给了陆小曼一点希望，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後的第三年了。
但是，从此以後，却又没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的春天，陆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来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为不合时代，暂时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还，预付版税，不再追还。不久，陆小曼收到了北京商务印务馆寄来的书稿清样和全部纸型。陆小曼看到在书稿的末尾由商务编审写了个後记，後面签署的日期为“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这应当是陆小曼请朱经农查找後，由编审重新整理发排的。由于当时正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战役发动前夕，所以最後未能印刷出版。
陆小曼看到稿子清样，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战胜利後的四年内，她奔来奔去，费了多少精力，也没有得到最後答复；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要稿子还在，慢慢地就一定会有机会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年近半百的陆小曼获得了重生。1956年她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这虽然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拿，使她有了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她後来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这是陆小曼在《哭摩》一文中对徐志摩亡灵的表白。她终於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性--看书、编书、画画、写文章。她除了不遗馀力地编辑出版徐志摩的作品外，还拿起笔写了一些散文、小说、故事等，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还成了上海画院专业画师。目前存世的陆小曼画作估计在百幅以上，分别收藏在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海宁市博物馆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1959年，她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与志摩在世的时候相比，她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一天，友人韩湘眉由美国来华探亲，顺便来看望陆小曼。韩湘眉告诉她，在国外的朋友都很记挂她，以为她生活无著，想给她一点帮助。陆小曼听了很受感动，但是她谢绝了朋友们资助她的钱。她说："确实，解放前，我过得很苦，但是解放改变了我的一切，像我这样消极悲观的人，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度尽劫运 海外面世
1964年春，陆小曼开始用正楷笔录《矛盾论》全书，准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从夏天起，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这件事最终未能完成。在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幅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而《徐志摩全集》的纸样，後来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关於《徐志摩全集》纸样，以後还有一个故事。陈从周在《含泪中的微笑--记陆小曼山水画卷》中说："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纸版，我归还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丢失了其中一册。虽然事前我已与何其芳同志联系好，要寄北京文学研究所保存，但徐家在时间上拖了一拖，遂遭劫运。"
1999年，笔者去上海访问了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他对此事做了解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1965年，陆小曼在华东医院过世後，陈从周和我一起去陆小曼家Y，当我去时看到家徒四壁，东西不知给谁拿走了。只有一个箱子，是陆小曼临死时托陆宗麟交给陈从周保存的。看了一下，Y面是《徐志摩全集》的纸样，一共十包。因为上海只有我一家是徐志摩的直系亲人，陈从周就把纸样交给我妈保存。1968年，《全集》纸样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1981年找回来一看还是十包。仔细翻阅，原来其中一包是政治学习材料。据说，陆小曼在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後，曾组织过政治学习，因此有此资料。後来听说当时红卫兵抄去《全集》後，打开一看，凑巧看到这一包政治学习资料，他们就不敢动了，原样封起来，在上面写："此是学习材料，要保管好。"这样，另外九包真正的纸样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样看来，陆小曼当时过世时给我们的十包中，其中的一包本来就是政治学习材料。1981年拿回《全集》纸样後，我母亲就把它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1983年，这套《全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赵家璧 - 与徐志摩的师生情
慧眼识好马 师生文字缘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赵家璧是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学生。6月3日,全校学生准备悬挂半旗,向死难同胞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当众撕毁我国国旗,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师生们一同宣誓永不进外国教会学校。一月后,由国人自建的光华大学正式成立。
秋季,父亲进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就读。当时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社会活动积极,学生会自行编辑出版中、英 双文字的《晨曦》季刊,向社会发行。父亲被推为中文部编辑主任,以后又当选为总编辑。他经常在此刊物上，写些介绍英美作家的文章。也翻译过但丁、王尔德、莫泊桑等的作品。这些文章引起了当时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徐志摩的兴趣。一天,他让费疏洪先生把父亲叫到教员休息室去。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不到18岁的中学生,他猜不出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找他有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可是，当他进入教员休息室，徐志摩立即微笑着迎了上来。这位年轻教授非凡的风度、高雅的谈吐一下就把父亲迷住了，受到教授如此的青睐,又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不停地向徐志摩发问。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进入文学殿堂的秘诀。免得自己再去苦苦摸索。徐志摩看出父亲的意图,便认真地对他说:“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循序渐进。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蜘蛛网,你如有爱好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地往上抽,你就会有一天,把整个蜘蛛网拉成一条线。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别的许多好书。”老师的这番话,奠定了父亲走文学道路的基础,铭记在心,终生受用。
次年，父亲进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二年级时，徐志摩又到光华大学任教。出于对徐志摩的崇拜,凡他讲授的课,父亲必定都去听。在散文课上，徐志摩独创一格的散文，在文字运用方面掺入诗的声韵和格调，使学生们得到心灵上的启示；在小说课上,徐志摩讲故事的伶俐口才。又让学生们倾倒。他还把教室搬到宽阔的校园,倚在梧桐树干上,用纯正的英语念哈特逊(Hudson)的《绿色大楼》 (Green mansion)和《男人与鸟》(Bird and man)。他―会儿凝望着蓝天，一会儿背几句诗，一会儿又感慨地解说,在这样美好的境地,听着啾啾的鸟鸣,傍着潺潺的溪流,又读着自己崇拜者的文章,使同学们更感受到了宇宙万物的可爱和文学的魅力。徐志摩还带着同学们去参观美术展览会,聆听交响乐演奏会。他对同学们说:“要真正地鉴赏文学,你就得对于绘画、音乐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着心灵而发的。”受恩师的启迪,父亲对音乐与美术也投入了许多的关注,特别是美术方面的学习,对他日后编辑出版《苏联版画集》 、 《新中国画库》 、《万有画库》等大有裨益。
外滩的外文书店也是徐教授常带同学们去的地方。那些装帧美丽、附有版画、插图的外文书,成了父亲日后编辑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的参照,而那些成套的丛书,则给了父亲谋划《新文学大系》以极大的启示。徐志摩对这个门生有些偏爱,他希望父亲大学毕业后到牛津或剑桥深造,成为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但父亲却早早地谈起了恋爱,而且在大学二年级的春节结婚了。徐志摩送给他一部羊皮面的哈代短篇小说集作为结婚礼物,表达自己对学生的祝贺和期望,也没忘了在课堂上调侃几句,以致父亲好几次不好意思地从课堂里溜了出去。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是违背徐志摩意愿的,那就是在大学一年级他就过早地参加工作,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中国学生》月刊,进而还做起文学编辑,编辑什么《一角丛书》 。虽然如此,徐志摩仍很支持父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担负起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他不但自己常供给父亲稿件,还介绍陈梦家、何家槐把稿件交给父亲出版。
1930年底,光华大学发生学潮,国民党当局公开干预,徐志摩出于义愤,断然离校。次年2月即赴北京大学执教。离沪时，父亲依依不舍地去他家送别。至6月份,风潮已过,同学们对恩师万分思念,父亲给徐志摩去了一封信,恳请他回光华大学执教。6月30日徐志摩给父亲回了一封信，在信的末段开列了一大批研究古希腊文学的书目,还写道:“你能如此黾勉从学,我是说不尽的喜欢,你爱研究古希,尤其是好门径……我等着你的成绩,你向前努力吧!”
悲怆失恩师 以书作祭礼
徐志摩没有回光华,为了生活,他在北京、上海之间奔波。他在北京时,父亲曾将自己主编、刚面世的《一角丛书》寄了一叠去,请恩师指正。11月中旬,志摩回到上海。父亲得知后,又拿了一本新出的《一角丛书》,想送到福煦路恩师家中,请他当面指点。那两天不知什么事,他特别忙没去成。19日晚上,他下班后买了一份英文晚报,在车上读着,无意间发现徐志摩惨死的消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真希望这是新闻记者造的谣言,于是匆匆跑到新月社。当他看见一群老朋友个个满面愁容,桌上放着胡适的电报时,怆然泪下:“恩师真的离我而去了!”
徐志摩逝世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把恩师生前交给他的遗作《秋》送到读者手中,作为对恩师的奠祭。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与《秋》合为一册，作为《一角丛书》第13种,于11月27日出版。此书出版距诗人逝世只有8天,受到热爱诗人的读者的喜欢,一印再印。
由于《秋》首页需要一张徐志摩的照片,父亲去访问陆小曼。当陆小曼知道父亲要出版志摩的《秋》时,极表欣慰,并提出她还藏有其他遗稿、日记、书信等,问父亲能否帮她做些整理工作。父亲在大学图书馆和西书店看到那些精美的欧美作家全集时,就萌发过出版中国作家全集的遐想。现在徐志摩成了第一个离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为恩师出版一套全集,既可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是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他们两人不谋而合,编《志摩全集》的意向,不用签字就这样达成了。陆小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遇难后,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量全集出版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但全集编辑工作真正排上日程已是1935年了。那年5月父亲到北京访友组稿,遇到许多徐志摩的挚友,如郑振铎、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和陈梦家等。除胡适外,其他人都热情支持出版《志摩全集》,郑振铎更建议他去征求茅盾的意见。茅盾说:“徐志摩的诗,在当时的新诗作者中还没有人能与他比。日记和书信是研究一位作家的重要资料。”他鼓励父亲早日动手。
回沪后,父亲向经理陈述了自己的意向,征得同意后,就与陆小曼商谈编辑全集的步骤,开始收集散落在各地刊物上的诗歌、散文、小说。他们两人还合拟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向志摩生前好友征求借印作者书简。可是,北方的几位掌握大量书信的朋友都默不作声,这使父亲感到非常不解。陆小曼却拿出了在她手中的全部日记和书信。她对父亲说:“我原来不准备全部交给你去发表,现在北方的老朋友们都不来支持我们这个全集的计划,万不得已,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出丑了。将来付印前,你帮我做些清洁工作吧。”翌年3月,父亲把徐志摩的部分日记和书信用《爱眉小札》为书名，列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走出了全集出版的第一步。
历经五十年 全集喜问世
1936年10月,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来到上海。父亲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约陆小曼作陪。席间,父亲谈起《志摩全集》的编辑已初步完成,陆小曼当场请胡适写篇序,并再次请胡适向林徽音、凌叔华等北方朋友征借书简和日记。但胡适却顾左右而言他。几天以后,陆小曼在电话中告诉父亲:胡适已为《志摩全集》另做安排,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不日将来取稿件。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文坛的两位大人物会用这种方式来作弄一个青年编辑。他只得把已编排好的文稿全部交给了陆小曼,心想:也许胡适不愿意由经常出版鲁迅等左翼作家书籍的良友图书公司来出版他们新月派诗人的全集；也许胡适手头有许多书简和日记,又收集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想编一部更完美的全集。反正我已完成了初步工作,只要全集快快出版,让有志于研究徐志摩的人能从中有所获益,我也就对得起恩师在天之灵。
可是,次年8月13目上海被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先迁香港,再移重庆,全集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了。父亲的心里非常后悔:当时如果与胡适争一争,良友版的《志摩全集》肯定早已面世了。
赵家璧 - 与蔡元培
1927年这一年赵家璧一边在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一边已在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中国学生》杂志，这期间他编了一本《全国大学图鉴》 ，这是一本十六开本，铜版纸精装画册，专门介绍国内各大学概况。编就后，他有了请教育界的前辈，最有名望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该书题个书名的设想。据赵家璧回忆，那一年的8月号《良友画报》上初次刊登了郁达夫的短篇小说《祈愿》 ，他大约是通过画报主编梁得所找到郁达夫转托他代为恳请蔡元培的。蔡元培先生没有因求者的名低位贱而拒绝，欣然命笔，他的题字刊登在画鉴的扉页，为画鉴增辉添色，让年轻的编辑对前辈感激万分。
1932年赵家璧得到左联成员韩起编译的一部《苏联大观》。此书有二十万字，附大量精美插画，全面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为提高影响力，他邀请胡愈之为此书写了序。胡愈之那时刚从欧洲返沪，在途经莫斯科时参观游览了七天，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 ，冲破国民党不准宣传苏联的禁令，第一次如实地介绍苏联，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赵家璧既已请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苏联大观》写序、推荐，这已足可引起读者对《苏联大观》的关注和兴趣，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要再进一步提高《苏联大观》的品位，他又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这次他没有请前辈代邀，而是自己大胆地直接给蔡先生写信，请他题写书名。蔡先生又一次
为他寄来了墨宝1936年秋，苏联版画展首次在上海举行，赵家璧通过中苏友协从苏联驻沪领事馆无条件取得全部展品的出版权。这本精美《苏联版画集》由鲁迅先生亲自选编，并抱病写了序文。画册付印前，赵家璧又想请蔡先生在书前写几句前言，征得鲁迅同意后，他直接到中央研究院，当面向蔡元培先生提出要求，先生欣然接受，很快就把前言写好了。他的前言是这样说的：木刻画在雕刻与图画之间，托始于书籍之插图与封面，中外所同。惟欧洲木刻于附丽书籍外，渐成独立艺术，同有发抒个性寄托理想之作用，且推广为铜刻、石刻，以及粉画、墨画之类，而以板画之名包举之，如苏联展览会是矣。鲁迅先生于会展品中，精选百余帧，由良友公司印行，并以见板画进步的一斑，意至善也。
1934年，赵家璧创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请文艺各领域的专家整理编选，编辑出版一套统一规格、装帧美观，为后人研究新文学发展提供珍贵史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十卷本大系的十位编选者确定后，赵家璧又去中央研究院找蔡元培先生，他向先生介绍了《大系》的规划和编选者名单后，先生说：“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随后，他对赵家璧谈起：自己是如何进北大的；为了聘请进步年轻的教授受到外界怎么样的责难；胡适和林琴南又怎样在北大发生笔战的。最后他答应先为《大系》写一段短短的总序节要，再抽空写一篇长序。
蔡元培的总序节要很快就寄到了，赵家璧将其手迹与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及叶圣陶、林语堂、冰心等名人为大系说的几句话，一起编了一本《大系样本》，向社会上广为发送、宣传广告、征求订户。同年夏天，蔡先生从青岛寄来了长达7000字的《新文学大系总序》。1936年2月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齐，当赵家璧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放到蔡先生书桌上时，他一边抚摸着烫金的书面，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向赵家璧提出了一个愿望，他说：“五四”时期如果没有大量优秀的西洋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他建议可续编一套翻译作品的结集，也编十卷，可以成为《新文学大系》的姐妹篇。
在蔡元培先生的启示下，赵家璧向许多朋友和翻译家们请教后，决定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把编选范围局限于短篇小说，出版一套《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也分十卷，约请了郭沫若、黎烈文、曹靖华、郁达夫、巴金、傅东华、耿济之、戴望舒、郑伯奇、赵家璧等十人分别担任各卷编选。约稿完成，准备发售预约时，赵家璧又去中央研究院拜会蔡先生，仍想请蔡元培先生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写总序。这次去时，先生大病治愈不到一个月，每天只到院办公一小时，医生嘱咐绝对不能接待客人。他却破例特别答应接见赵家璧，秘书只得关照赵家璧“会见只能以五分钟为限”。正说时，先生推门而入，只见他面容略显苍白，精神还极矍铄，听赵家璧说明来意后，先生的欣喜让赵家璧喜出望外，他对大系提了许多可贵的意见，立即同意，如前次一样先为预约样本写几句话，将来出书时再写一篇长序。三天后，就收到他写在二十行宣纸上的前言。文中说：
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三十年前的周树人（鲁迅）、作人昆仲，但好久没有继起的。最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杰作选”………等出版，但各从所好，不相为谋。
良友图书公司新编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取已译的本，重加审核，选取合格的译品，并补以新译的代表作，又加以各国短篇小说发展历史，名家传记与最近的十年的译本索引，不但对以往的短篇小说界作一普遍的介绍，并且对将来的短篇小说定有良好的影响。
可惜，在“大系”的文稿收到一半，预约广告也已刊出时，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军的炮火把良友公司的房屋完全炸毁，这个即将实现的编辑计划也胎死腹中了。以后，良友图书公司虽几度复兴，但因为日本入侵后，全国的困难局面，这套丛书一直没能出版。
1940年3月5日，突然从香港传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噩耗，赵家璧拿出先生的遗像、遗墨，沉痛地思念着先生的教诲，写下了《忆蔡元培先生》一文，刊登在《良友画报》上，文中说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计的；没有五四运动，也许不会有今日的抗战，没有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也许要迟来十年。…
赵家璧对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遗愿，一直记在心中，译稿资料也一直保存在身边，他苦苦地等待着实现先生遗愿的时机。解放后的1957年，赵家璧把这个未完成的编辑计划，写成了《编辑忆旧》为题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约三四天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来电表示，愿意接办这部大书。当赵家璧正在庆幸先生的遗愿将得以实现时，反右斗争突然开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同志靠边检查，出书的梦想又告吹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虽然赵家璧保存的资料，经过“文革”已荡然无存，但他抱着一丝的希望又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重提《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他心里盼望能引起出版界对这套书的兴趣，有哪一个出版社能出来承接三十年前的这套丛书。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晔，果然来与他谈论此事，这真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周晔调离了译文出版社，随后又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大系”的出版又成了泡影。1988年当人们纪念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时，赵家璧又在纪念文章《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中提到《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他写道：如果我们能按蔡先生的遗愿，扩大范围，延长下限，出它二三十卷，那时蔡先生的短序，略加说明仍可署于卷首，这将是对蔡先生最好的纪念。
蔡元培先生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止的精神；他开拓创新，提携后辈的热情，让赵家璧深深感载，终身不忘。八十年代中期，赵家璧得知先生的曾侄孙――蔡建国先生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先生遗留在各处尚未公布的大量照片，于是，他提议建国先生编辑一本图文并茂的《蔡元培先生画传》作为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当时，国内出版业不景气，对这种要求高、投资多的纪念册兴趣不大。赵家璧自告奋勇，跑到自己的老单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说客，说服领导接受此书，并让他最信任的老部下潘世聪先生担当此书的责任编辑，他在“晨光出版公司”培养的王振祥先生负责装帧设计，最后他还亲自审阅稿件。那时蔡建国曾写信请赵家璧写序，后来，不知是他觉得自己的资望太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终究没见刊出。蔡建国还很荣幸地请到胡耀邦同志为《画传》题写书名。（见图）此画册出版后，曾荣获上海市1989年优秀图书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