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培弘

时间：2023-12-30 11:55:30编辑：分享君

诸培弘的个人简介

诸培弘，1962年6月生于江苏溧水，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书法研究院特聘书法家、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在《中国文化报》、《美术报》、《书法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书法》、《书法之友》等报刊发表专题介绍、文艺评论、书法论文和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曾参加中日、中韩书法展和多次国内、省内展览并获奖，并被江苏省国画院等多家单位和海内外友人收藏；书法论文入选“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被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和《中国书法》杂志社评为“当代书法三十年”优秀论文；出版《云是鹤家乡――诸培弘文艺随笔及书法作品集》。

荣誉作品

书法论文入选“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被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和《中国书法》杂志社评为“当代书法三十年”优秀论文；出版《云是鹤家乡――诸培弘文艺随笔及书法作品集》。

观点解析

文章1

艺术家最终任务不在于表现自己

作者：诸培弘

我是信奉“书为心画”和“书如其人”这种艺术观念的。作者品格、境界的高下决定

诸培弘隶书扇面

着作品的高下。刘熙载也说过：“写字者，写志也”。很难想象一个形容猥琐，格调低下的人能写出意境高远的作品来。书法艺术创作的主体是人，在一幅血肉丰满的书法作品中，人和书法哪里能分得开？

这是书法艺术一个伟大的传统。说起传统，有些人认为只有历史上的某个大家、某件作品才是传统、才是书法的正宗。其实这种认识是极其片面的。举个很简单的文学例子，你能说只有写《诗经》、写《史记》才是传统？或者说只有写李白、写杜甫、写曹雪芹才是传统？其实书法传统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物质形态的传统书法”，另一个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书法传统”。“传统书法以物质形态遗传和延续”，它可以观，可以摹，而观念形态的书法传统则隐存在物质文本的传统书法里，是“关于书法的一般概念和信仰的传统”，是一个变异着、增减着的观念体系。德国解释学学者伽达默尔对传统的阐述很通俗，他说：传统实际上就是很多文本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解释被理解，形成的一种效果。就是不断地加进去东西，加进去理解，加进去解释之后的东西。因此对于一个时代的书家而言，如何理解传统和学习传统就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书法艺术的遗传和延续的问题。

艺术是以区别而存在的。艺术的本质在于创新。但创新是一个人尽毕生精力探险的过程。创新不等于时尚和时髦，创新型的作品具有三大美学特征：拓展价值、不可替代和拒绝湮没。创新型的作品既要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而又要独特性的个人表达。作曲家黄安伦在谈及他那些闪烁着真理光芒而又独具风格的作品的创作经历时说过：“艺术家最终任务不在于表现自己”，而在于让渺小的个体与寰宇间永存的亘古不变的真理发生生命的联系，这样就可以“直通造物最恢宏的奥秘”。让“永恒之美”源源不断地为其创造性之汹涌洪流提供一条坚固的通道。我把这句话理解为艺术家对真、善、美的的不懈追求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拙、艺术个性生成的深情呼唤。

当代书法在空前繁荣的背后，其实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在名和利的双重诱惑下，尽管书法艺术的参与者日众，但它的内在的美的品质正在一步一步消失。在一个以书家明星化和以作品的商业价值作为衡量艺术品高下的时代背景下，有多少人能够坚守心中的艺术追求，自甘清贫和寂寞？又有多少人不无悲怆地与自己多年和坚守匆匆诀别，披上违心的外衣去迎合评委和消费者的口味，而将艺术良心抛却一旁？“如果他不选择你，你的文化就没有意义！”学术明星于丹如是说，我不知道她的这一说是出于激愤还是源自得意！

扯得有些离题了。说到底，书法艺术从来就只是个体的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书家不计名利、以毕生的精力来完成其人格塑造和艺术追求，本身就是高度自信的表现，也是对当下书法秩序的挑战。我敬佩那些至今仍在书法艺术道路默默耕耘、不断求索的书家们，并为他们的坚守而喝彩！

文章2

云是鹤家乡

作者：诸培弘

我所在的小镇群山环抱，既僻且陋，却有个好听的名字――云鹤。

我住的小院在小镇的一隅，院中植满了香樟、桂花、芭蕉，绿树浓荫，鸟语花香，煞是可人。

桂花和芭蕉中间，有紫竹一丛，是从王稼祥先生的故乡泾县厚岸乡董冲带来的。前年冬天，著名书法家吴振立先生去泾县制笔，我有幸陪他前往，被“艺海堂”笔厂老马师傅家屋后用来做笔杆的紫竹所吸引，加之于东坡老人有过一句“无竹使人俗”的联语，便产生了“移得紫竹用意栽”的想法。经过两个严冬的考验，现在已经是枝条楚楚了。

吴振立先生厌恶都市的喧嚣，常常来这里小住，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宁静。青山、绿水、芳草更能激发他艺术的灵感和深层次的思考。灯下，他对我讲书法、谈艺术、论人生。弘一大师的萧疏简澹、金农书法的郁勃顿挫，八大山人的超凡脱俗，谢无量书法的奇韵精绝，先生都赞叹备至。有时兴致所至，先生还用那浑厚华滋的男中音唱上一首俄罗斯民歌。贝多芬的交响乐，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的优美旋律常常被他外化为笔下的书法。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交响曲。他说，贝多芬的全部音乐语言就是表述自己对大自然与人类的沉思，书法也应该这样。《命运》的悲壮和《田园》的郁勃常常启迪他的智慧，而多瑙河的粼粼波光和莫斯科郊外醉人的花香也常常令他心驰神往，留连忘返。

只要得知吴振立先生的到来，恽建新先生总要从他蛰居的县城赶来一聚，那怕再忙。“尘心又识春秋异，垢面复吹寒暑风”，从恽建新先生的《云鹤芳山记游》的诗句里，是可以看出他来时的欣喜心情的。前年秋天，恽建新先生陪同高晓声先生来到这里。带着在中国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长途跋涉的满身疲惫，高晓声先生曾在这里小憩，用他那残存的半叶肺片呼吸着这里的清新空气，享受着这里的和谐与安宁。他躺在我的床上，对我轻轻地说：“这里真好，下次还要来。”没想到事隔一年后他再也不能来了。

院子的最东面，是我的两间住舍，里面一间是书房兼卧室。名人云集，我多少也想沾些灵气，风雅一下。前些天恽建新先生陪同吴振立先生又来到了这里，我请他们赐题墨宝，两位先生一番推让，最后吴振立先生望看如云的宣纸，饱蘸浓墨，挥毫写下了五个雄健古拙的大字：“云是鹤家乡。”

文章3

江山也要文人捧--杭州记旅

作者：诸培弘

“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杭州西湖的魅力不仅在于被文人们反复吟咏和描绘的山水名胜，而且还在于这些文人本身。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我曾游览过多次，但没有那次像这次一样真切地走近她。2009年6月12日至14日，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西子湖的湖光山色之中，跟随着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化大师在西子湖边留下的足迹，感受着大师带给我的心灵滋养和震撼……

在潘天寿纪念馆

第一天到杭州安顿好住处后，下午便去

诸培弘在潘天寿纪念馆

了潘天寿纪念馆。因为我所住的宾馆在中河中路上，骑车不一会儿，就可到“柳浪闻莺”景点，然后稍稍一拐，就可到达。

但是不巧，那天是星期五，下午闭馆。所以只好第二天再去。

潘天寿纪念馆坐落在寸土寸金的西子湖畔南山路，这里原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1981年设立并对外开放，1991年在原有故居基础上扩建现代化新馆，主要用于陈列潘天寿的精品力作。

照例先参观旧居，是四十年代的建筑。大门上方高悬林散之86时题写的“潘天寿故居”匾额。迎面正间是潘天寿的画室，陈列着先生生前用过的画桌、画具及文史画类的书籍。与画室相通的起居室、卧室，陈列着先生生平活动照片和实物资料。画室里除了挂着弘一法师的对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外，还有一幅赖少奇的题词：“应培养出像潘天寿先生那样民族的有独创性的世界伟大艺术家”。世界伟大艺术家是培养出来的吗？托尔斯泰是培养出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培养出来的？曹雪芹是培养出来的？鲁迅是培养出来的？潘天寿是培养出来的？

记得有一次看电视，刚好看到吴冠中先生的一个访谈，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假如在清华大学培养几个具有世界级的科学家，只要条件具备，是可以做到的。唯独艺术家不能。因为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太复杂，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太曲折，艺术家的成长条件太偶然。陈丹青曾满腔热情应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但现行“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教育制度让他无所适从，不得不怅然辞职。现在“培养”艺术家的地方很多很庞大，高等学府、画院协会，但又培养出了几个“像潘天寿先生那样民族的有独创性的世界伟大艺术家”呢？

看过不少潘先生的画作，但大多是在画册里。这次看到原作还是被震撼了一下。两个大大的展厅，挂满了潘先生的鸿篇巨制。我不时地举着相机，想拍些我喜欢的作品，却被管理员屡屡制止，令我十分不爽！我知道保护先生作品的重要性，但我一不用闪光灯，二又隔着厚厚的玻璃橱窗，况且她在盯着我的时候别人也在拍，为什么“别人拍得我却拍不得”？

那只在画册上多次见过的《花狸奴图轴》多么可爱啊！深海鱼油胶囊一样透明的眸子，颤颤巍巍的胡须生动传神，还有背脊的弧线，全是用“屋漏痕”笔法，积点成线，欲圆还方，欲方还圆，把中国画以线为主的表现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八尺整纸的《故乡山中所见》用线条勾勒出一块巨型山石，中间则是大量的留白，成为画面视觉的中心，而小鸟、松、竹、芭蕉、小草则密集地画在巨石的上下方，处在视觉中心的配置地位。这奇特的构图，变革了大写意花鸟的传统图式。雄构奇筑，老辣霸悍，这一方面来自他的天性，一方面受现代美术形式构成的影响。他不是黄宾虹式的“寓刚健于婀娜，”而是如他时常盖在得意之作上的那方朱文印“一味霸悍”。所以他的作品往往雄强有余，而蕴藉不足。难怪当年吴昌硕见到初出茅庐的潘天寿所作《潘阿寿山水嶂子》时赞道：“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同时对他作品中所流露出一味霸悍的习气提出忠告：“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慎尔独！”

吴昌硕的目光是敏锐而独特的，他在潘天寿的画作上早就洞察到强悍耿介的个性，所以告诫他要“慎尔独”。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牛棚监禁三年，后来又被批斗改造，受尽屈辱，终因悲愤交加，身染沉疴，于1971年9月5日天明前，在冷寂黑暗中含冤辞世。

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时间象一块巨大的帏幕将历史严严实实地遮住，只是偶尔才被轻轻地掀起一角，露出影影绰绰的面容，让人们浮想联翩，沉思不已……

在马一浮纪念馆

进入“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

诸培弘在马一浮纪念馆

”大门，沿一偏僻的小径行走不远，便来到蒋庄马一浮纪念馆。

蒋庄由三幢中西合璧式的楼房组成，原名“小万柳堂”，系无锡廉惠卿所建，后转让于爱国富商蒋国榜。蒋国榜用重金购得小万柳堂后，供其母到杭州养病小憩。1950年，马一浮应蒋邀请，前往蒋庄居住，直到“文革”开始，整整17年。

现在设为马一浮纪念馆的是一幢二层小楼，背倚闹市，面朝西湖，庭中古木葱郁，清爽雅致，镂花的大门敞开着，馆内和庭中都没有游人。一只小松鼠在庭前高大茂密的广玉兰树上上窜下跳，引得树叶瑟瑟作响，使得庭中更显幽静寂寥。

我静静地步入馆内，阅读着有关马一浮的生平。这位被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国学大师，1883年生于成都，5岁开始读唐诗，6岁随父母返原籍绍兴；15岁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应试绍兴乡试，独占鳌头名噪东南；18岁到上海学外文，跟谢无量、马君武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着力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20岁因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被清政府驻美使馆聘为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和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外文秘书；随后又到英国、德国、日本游学，钻研西方哲学、文学，以熟谙七种外文被世人誉为“天下文章归谢马”。自1906年起寄居杭州，静心批读文澜阁《四库全书》36000余册。但他在杭州向无定居之处，曾隐居古寺陋巷，直到入住蒋庄，方觉怡然自得。他曾这样向朋友描述蒋庄：“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曜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东界苏堤，槐柳成行。西望三台，南北两高峰环侍。唯北背孤山、宝石山，不见白堤。避喧就寂，差可栖迟。南湖一曲荷叶，天天若在。庭沼俯槛，游鱼可数。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

纪念馆的门廊内大门正上方悬有由沙孟海题写的牌匾“马一浮纪念馆”，沉雄顿挫，引人遐想。因为就在这廊檐下，陈毅曾专程来这里拜访马一浮，留下了一段“马门立雨”的佳话。1952年春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轻车便服，前来拜访，当时马一浮正在休息，家人也不识来者是谁，如实相告，并请客人稍候后再去通报。陈毅忙称不必惊动，遂转身在花港公园转了一圈后再等。此时天空下起雨来，家人请客人进屋稍待。陈毅却言：“未得主诺，不便遽入。”遂在檐下等候。马一浮起床后，知道有客人等候并淋雨，连声致歉。此后宾主言谈契合，言及玄学、禅学、宋明理学和诗词等，陈毅尽欢而去。

马一浮受人尊崇，领袖也不例外：1938年蒋介石特地在重庆邀见和宴请他。宴后，蒋介石以“中正不学，忝主党国，任重事烦，缺失必多，幸识大师，愿垂教言”，虚心向马一浮请益之余，还令教育部长陈立夫为马一浮办了座复性书院，请他传承中华文脉。1964年***接见宴请全国政协花甲以上委员时，亦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与周恩来之间，一再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然而两年后的“文革”中，马一浮却因“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之名被赶出蒋庄，那天，红卫兵将他毕生收藏的许多古书古画当众焚烧，他仓皇离别蒋庄一年后谢世。“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正崦嵫。”宠辱不惊，物我两忘，大师情怀，令人感佩！

马一浮纪念馆陈列的多件诗文书信手稿，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他的书法隶书从《石门颂》入手，行书立足大王《圣教序》并参以索靖等人的章草，受沈寐叟书法启发，走碑帖兼容的道路。与沈寐叟的以拙取巧不同，马一浮则大巧若拙，马一浮对此曾这样说过：“人谓余书脱胎寐叟，甚或有之，无讳之必要，然说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自更无从知余书有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马氏书法信手写来，妙手偶得，草行相杂，幽雅峻拔，较之沈氏书法的翻转盘旋，生拙厚重，确有“截然相反处”。

西泠桥畔的黄宾虹青铜塑像

“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

诸培弘在黄宾虹青铜塑像前

苏”。郁达夫的这两句诗真是说得太好了。杭州如若没有了苏东坡，没有了白居易，没有了柳永，没有了林和靖，没有了岳飞，没有了秋瑾……那么她还有现在这般魅力吗？

但是他们毕竟距我们有些久远了，文化是需要积累的，文化是需要更新的，于是在西冷桥通往苏堤的一条小径上，便有了黄宾虹的全身青铜塑像。

黄宾虹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书画大师。十多年前我出差到南方，刚到汕头，见一家小书店中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合出的《黄宾虹画集》，便欲买下。同事们劝说行程还长，将不堪重负，但我一意孤行，竟毫不犹豫地买下，结果这厚厚的一册书本添加在我的行囊中，随我“上天入地”，碾转厦门、广州、珠海、深圳等地，一时被同事传为笑谈。还有一次在黄宾虹的老家安徽歙县潭渡村，本欲拜谒先生故居，终因暮霭四合，未能如愿。前些年上杭州，好象坐在车上，蓦然回首，看到有黄宾虹先生故居的字样，终因人多不便，失之交臂。

凭着印象，我终于在西湖北岸的栖霞岭下找到了“黄宾虹纪念室”，又是空寂无人，甚至连管理员都未曾见到。庭院中是一尊老先生的石像，掩映在枫树、五针松和稀疏的翠竹之间，神态滑稽，失之浅薄，与照片中慈祥庄严的面容格格不入。于是便匆匆瞻仰了一下他的书房和纪念室而怅然离去。

较之于黄宾虹纪念室的石刻雕像，座落在西泠桥与苏堤之间步行道上的黄宾虹青铜塑像则神形兼备，这不仅仅是因为质地。我想黄宾虹的塑像是配得上青铜质地的。黄宾虹书画得益于古籀金文。古文字的斑驳离陆成就了黄宾虹书法掷地有声的凝重线条和浑厚雄莽的绘画风格，他以画法入书法，以书法入画法，推陈出新，自成一家，是一位开宗立派的书画大师。

黄宾虹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卒于杭州。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金华、歙县、上海、北京度过的，直到1948年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聘请他为教授时他才从北京动身到杭州，那时先生已是83岁高龄了，但他身心尤健。抵杭后友人在西湖刘庄设宴欢迎，黄宾虹酒后则舍舟徒步回寓，“同行者追随不及”。从83岁来杭，到90岁逝世，黄宾虹在杭州度过了他最后的七年时光。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一切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所以黄宾虹一生喜游历，“北至齐鲁燕赵，南至闽粤香岛，西至川蜀，中至荆楚以及江浙之天台、雁荡、白鹤、九华、虞山、天目等诸名胜，无不踏遍其足迹。曾八上黄岳，犹感未能厌足，年近九十，定居西子湖畔，仍不时登栖霞，上葛岭，以勾画稿，步履轻健，毕生所得画稿不下万纸。”（潘天寿：《黄宾虹先生简介》）悉心体会大自然之精神。黄宾虹的青铜塑像以其面对西湖山水写生为造型，一手握笔，一手拿画稿，传神地定格了先生的笔墨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黄宾虹塑像前流连徘徊，身边游人如织。不时有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在塑像前停下来东张西望，对这个兀然站立在这里的老头心存好奇，想探个究竟。好在旁边有一块大理石上刻着先生的生平事迹，“哦一个画家”！于是便摆着各种姿势上前拍照，有的捋着他的胡须，有的倚着他的肩膀，有的挽着他的脖子，更有甚者，有两个小青年甚至将他作为拳击的靶子摆出了很“酷”的造型……面对如此场景，我选择了匆匆离开。

这条短短的小径，贯穿着好几个著名的景点，西泠桥畔，是钱塘名妓苏小小墓，再过来是家喻户晓的景阳岗打虎英雄武松的墓园，据说是新近修复的，接着便是书画大师黄宾虹的塑像，然后再过去就到了著名的苏堤。塑像景点的设计者也许出于美好的愿望：让这个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拓者和守候者与青楼女子、打虎英雄一道共享时誉，走进寻常百姓。但是弄巧成拙，使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存敬畏之心的人心生不快，也使九泉之下的黄宾虹先生尴尬不已……

西泠的黄昏

那天下午，我从古钱塘门遗址入西湖，登望湖楼，游断桥，步白堤，到西泠

诸培弘在西泠印社

印社时已近黄昏。

落日的余晖照在孤山之上，一派安宁详和的气氛。可一百多年前这里却不是这样，上世纪初，当本地几个布履长衫的儒雅之士――篆刻名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等出没于兹时，这里却是一片废墟。建于宋代的四照阁倒了，在如今华严经塔的塔址上留下断垣残壁。钱塘人好风雅，也懂风雅。他们看中了这荒凉山丘的不同凡响，于是“买山立社”，研讨印学，将这“雕虫小技”的篆刻一门，发扬光大，其影响不尽遍及全国，而且远播海外。

每次去西泠，我都喜欢在山顶盘桓。登高而望，“尽收城郭归檐下，全贮湖山在目中”豪气油然而生。只是孤山不是泰山，不会让人产生那种“会当凌绝顶，一临览众山小”的气度，山顶四周那映天蔽日的大树也遮住了登临远眺的视线。那天我站在四照阁旁远眺，极目处，只不过是雷峰塔四周山色，一洼水光。

于是便在山顶蹀躞。倒映在文泉中的华严经塔、以及钟以敬所书“西泠印社”四个篆书大字和吴昌硕的隶书题跋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显一分神秘，添一分水灵。四照阁还是当年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游览过的那座楼阁吗？好象是，又好象不是。这座小小的亭阁，初建于宋朝，兴了废，废了又兴，前后不下四五次，到1924年才重新建成。那么1928年夏，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来此饮茶闲谈时应该就坐在这个楼阁里。据说那天他们很开心，谈兴也很浓，从肖伯纳、高尔基的作品一直谈到中国绘画和雕刻，临走时，还在印社买了一些拓本。“高阁山光仍四照，故人石壁亦三生”。刘海粟所书的这副楹联悬在阁内，平添了几分沧桑。

如果说四照阁依山筑阁，四周皆为明窗，能将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由内向外吸引的话，那么相距不远的汉三老石室则是一座封闭的，将人们的目光由外向内吸引的建筑。石室因内藏主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记碑》而名。这座全由石块垒成的灰旧建筑，大门用纵横交错、斜拉竖顶的钢质防盗门紧紧锁住。隔着缝隙探头望去，能看到里面摆放有序的石鼓石碑。

关于这座石室，还有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1921年秋，勒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223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的被誉为“东南第一石”的浙江重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将由沪上外流异邦。西泠印社同人闻之焦急万分，于是奔走呼号，发起大规模的捐资赎碑活动，最后，集六十余人之力，筹集重金八千银元将“汉三老碑”赎回。1922年，印社同人又共同集资，将此碑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等，并摹刻宋拓先秦石鼓十枚，一并筑石室永久保存。“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春秋”，刊在石室山墙石柱上的这副隶书对联由印社社员朱景彝所书，沉着中见飞扬，仿佛向人们讲述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往事！为此，吴昌硕社长专门撰文并书写《汉三老石室记》，勒石于此室内，以记此盛事。

与汉三老石室毗邻的观乐楼是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的纪念室。这位诗、书、画、印并进的艺术大师，半生饱受战乱、饥饿、贫困之苦，中年曾作过一回小小的县官，但一个月后便辞官而去，不禁让人想起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彭泽。中国文人大多数都有先儒后道、释的人生规迹，那狂放不羁的李太白，不也有过一路呼号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兴高采烈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拂袖而去么？

道途艰险，宦程风雨，于是吴昌硕便更加潜心躬耕艺园。缶庐作书，善作篆隶，亦喜用篆籀之法作草，重气势，重性情，以“精神跃于纸上者为上乘”；作画则将金石、篆籀、隶真、狂草意趣，融入绘画；治印则F古铸今，“成功地将浙派的写意线条与皖派的小篆结构、笔意融为一体，出之以汉砖、封泥的苍茫意境”，生意盎然。因此当1904年西泠四位创始人相聚西湖发起成立西泠印社时，适逢吴昌硕杭州访友，他们力推吴昌硕出任社长，吴昌硕推辞再三，十年后方正式就任，并亲撰一联：“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有论者曾评价吴昌硕“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尤过于篆刻，盖有五绝焉。”当为中肯之评。一代大师齐白石对吴昌硕尤为钦佩，曾作诗赞叹：“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在纪念室正中，由第四任社长沙孟海所书的“一代宗师”匾额，悬在了吴昌硕半身铜像上方，字里行间凸现出后人对这位布衣社长的尊崇之情。

我在西泠印社彳亍。在世人眼中，西泠印社只不过是一座典型的园林胜景，他们在那里喝茶聊天，下棋打牌，谈情说爱，跟其他胜景并无二致，我去的那一天，石交亭里有人在下棋，丁敬坐像前有人在打牌，石凳石径前时而可见情意绵绵的一对对情侣；但在文化人的眼中，这里却是一个有些神圣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每一处古迹，每一个人名都似乎联系着中国文化的无尚荣光。吴昌硕和他逝世后西泠印社公选出的四任社长，没有一位不是德高望重的艺林人物！随着最后一位社长启功先生的辞世，西泠印社一直“群龙无首”。前两年西泠印社用娱乐界所谓“海选”的方式来挑选“精英”，扩充队伍，以期这古老的篆刻艺术后继有人，结果却引得一片质疑；稍后又有关于“古老”西泠印社欲加入“年轻”中国书协一事传出，又闹得书坛沸沸扬扬；再后来有关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的明争暗斗也渐渐浮出水面。争名夺利、瞒天过海、箕豆相煎，今天的西泠还是昨天的那个西泠吗？

文人结社，自古有之。无非是志同道合者研讨学问、切磋技艺、诗酒风流、寄情山水、畅叙友情而已，当然也有提着脑袋干着救国救民的一类。西泠印社当属前者。画家黄永玉不喜欢结社，话也说得刻薄些，他说只有狼才成群结队，结伙壮胆，狮子不需要，所以他愿做一只狮子。其实西泠印社的早期成员中，那一个不是狮子？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潘天寿、傅抱石、丰子恺……那一个不是人中之龙，专业翘楚？西泠印社的声名远播和无穷魅力，正是来自于这些独特而丰满的生命个体。当年曾在这里谈笑风生的鲁迅早就预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曾经风糜文坛的“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读后更是百感交集，将此奉为至理名言。他说：“即使为豆荚，能总体一时，豆熟则荚裂，命远亦各不相同。本身充实，得天独厚者，坠入土壤，则生发无穷，另生新荚。其不得水土者，或至腐朽湮灭，况于荚内之时，即志趣不同，有所变异，甚或萁豆相煎者乎” 。(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

百年西泠，西泠百年, 我沉醉在西泠这苍茫的暮色里。远处，隐约传来一阵歌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是西泠社员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的作品。知交零落，欢聚难再，仿佛是百年西泠的一个宿命。我步出西泠，歌声仍在耳畔萦绕……

文章4

沉静深远之美――沈从文和他的书法

作者：诸培弘

不以书法名世的沈从文，却以一手高古、简约的章草独步

沈从文书法

书坛。如果说作家沈从文用自然而清淡的笔触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展现的是山水的秀美、人性的凄美和生命的壮美，那么书家沈从文笔下的生命线条里展现的是他“抽象的抒情”，是一种沉静深远之美。

晚年的沈从文一脸慈祥的笑容，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曾有过多少惊涛骇浪？多少柔肠百转？当年一个二十岁的正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来到了北京这个喧嚣的城市，要以文学闯天下。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编织的文学之梦中几乎冻饿而死。我曾辛酸地读过郁达夫发表在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上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郁达夫看来，当时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面对那个混乱无序的世界，要么应募当兵被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要么做个梁上君子去做偷窃的勾当，除此别无选择。但最终，沈从文却用自己的顽强在绝境中站稳了脚跟。他拼命地用那管纤弱的笔，写他熟悉的湘西，写他所熟悉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都市里的人生百态，写他认识且关怀的那些在底层挣扎而生命顽强一类人物的命运。他将对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经过灵魂的发酵而酝酿成一组组美丽的文字，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做出了“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成功的转变”。而栖息这诗意文字的载体，就成了沈从文的书法。

沈从文是独特的。他从小居住，生长的湘西，是一块苗族、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住了自己的u2018率真淳朴u2019、u2018人神同在u2019和u2018悠然自得u2019”（李锐《另一种纪念碑》）。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的浸润、熏陶和沈从文对这种“原生态”文化的努力呈现和挖掘成就了他的独特。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u2018作品u2019与u2018为多数u2019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点如何能成立。”（沈从文《沉默》）“我只想造自己的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u2018人性u2019”（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时之所重者，我之所轻”。回顾沈从文的创作，他一生都在努力践行着一个伟大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特质：永远充满爱心，永远不随波逐流，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表现自己，永远发出独立的声音。他没有被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大潮所吞没，而是以他那卓而不群的身姿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滚滚洪流。当时代的急先锋们创作的那些红极一时为时人所称颂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所谈忘时，沈从文那些被斥为“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反动文艺”的作品却经过时间的淘沥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光辉。

如果说1949年以前，沈从文将满腔心血付诸文学，那么1949年以后，沈从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却不得不掉转方向，进入了另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文物研究领域。这是沈从文无奈的选择，甚至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艺术中千百年来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惟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现实面前，沈从文选择了沉默。尽管他在文物考古领域也默默耕耘，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填充研究空白的巨著，但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在隐隐作痛，认为“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

其实沈从文那里是一个轻易肯浪费生命的人。著名的语言学家、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曾回忆道：“在没有地方安排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正是沈从文这种“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性，使他在文学和文物研究之余，重抄旧业，完成了他书法艺术的独特追求。

说沈从文的书法是重抄旧业，是缘于他年轻时曾立志要当一个书法家。他对书法的痴迷其实早在他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时便开始了。“五个月内我居然买了十七元的字帖。”当时沈从文在军中的薪水是六元，每月伙食费需扣二元，五个月买了十七元的字帖，可以说沈从文几乎把所有的的积蓄都豁了出去。从此，沈从文的行囊里，便“有一本值六元钱的《云麾碑》、值五元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元钱的《兰亭序》、值五元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从军途中，只要一安顿下来，沈从文便在房间里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u2018胜过钟王，压倒曾李u2019。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从文自传》）当他思想着如何“胜过钟王，压倒曾李”的时候，外界一切的诱惑对年青的沈从文来说，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在驻防期间，任别人打牌赌博、抽大烟、嫖妓女，他都心无旁骛，专心练字，往往一写就是半天。

其实中国传统文人又有谁能和书法所分开？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进行文物研究；无论是文学创作鼎盛的三、四十年代，还是以后人生最为暗淡的日子，沈从文虽不再视书法为立身之本，但是他的立言著述都未曾离开过毛笔，其中绝大多数文稿、函札均以毛笔出之。当沈从文文学的大船搁浅之时，正是书法的轻舟挂帆远航之际。年轻时代苦临晋唐法帖打下的扎实笔墨根基和复杂苦难的人生经历，成就了沈从文的书法。文学的生命夭折了，但那延宕在文学生命里的不绝的诗意却在他胸中渐渐充盈、激荡，并通过他腕下节制而又酣畅的流露，栖息在他那古丽又婉约的书法上，就象与他在文学领域的特立独行的相暗合，其书法也远离当时碑派与帖派的争论和纠缠，选择了少人关注的章草，别开蹊径，独树一帜。

章草一体，始于汉代。这种由隶书快写逐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书体，结构规范，法度严谨，高古难近。“传世诸章草，部分待比勘：钟繇传《戎路》，尚余分隶音；至如张芝草，真伪殊难言；陆机传《平复》，时代待深研；敦煌有索靖，笔如砍削成；《月仪》笔娟秀，刚柔相济精；证以北凉经，一派尚相沿；至如二王迹，真伪宜区分；《豹奴》作章体，犹多古意存。……”（沈从文《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沈从文对章草的发展和流变以及对章草大家进行了梳理比较，以《急就章》为契入点，兼取众妙，又掺以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等诸家笔意，将这一表现手法相对单一，字字独立的书体写得风流蕴藉、顾盼生姿。诗人荒芜曾有诗赞曰：“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意来。”实为知音之叹！

沈从文的章草整体风格清新秀雅、沉静深远，与他文学作品中表现和崇尚的审美风格相一致。在沈从文的记忆中，他很小的时候就看惯了杀人者杀人和杀人者又被人杀。看多了血淋淋的人生和现实的残酷无情，沈从文没有由对现实的厌恶而转入对人生的绝望和厌世，而是虽然挣扎在世俗的污浊里，却始终用他的文字追求和表现心灵的纯净和美好，并通过自己的笔墨语言提炼这份纯净和清朗。沈从文清新鲜活的生命图式中呈现出来的这种风格，其实是他生命的外化。看不到这一点，就往往把他的清误以为浅，把他的纯误以为白，把升华和超越误以为逃避和退缩。

“炉火纯青”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炉火纯青不是挟裹着浓烟的熊熊大火，而是充分燃烧后的那一片蔚蓝；炉火纯青不是泥沙俱下的黄河咆哮，而是容纳百川后大海蔚蓝色的深沉。纯青不是单调，不是清浅。单调、清浅与平庸乏味、故弄玄虚为伍，而纯青是纯粹的姊妹。纯粹以深刻为前提。清新秀雅、沉静深远的沈从文书法，正暗合此道。

沈从文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不为潮流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追求。他的创作完全从属他内心的需要。沈从文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独特性和边缘化立场，不知对当下这个浮躁的书坛和有些急功近利的书家是非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文章5

在林散之先生墓前

作者：诸培弘

己丑清明后一日，雨过天晴。我又一次来到了安徽省马鞍山林

诸培弘与吴振立先生在林散之墓前

散之先生的墓前。

我曾经三次来过这里。第一次是1997年的冬季，第二次是在1999年初夏，都是随吴师振立先生前来。前二次来时，林散之艺术馆和他的墓前都空旷无人，显得分外寂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有了不少游人。一生都在寂寞和清贫中度过的林散之，晚年和身后曾享有莫大的荣耀：在世时，亲自参加了江苏省江浦县求雨山林散之纪念馆的奠基和作品捐赠仪式，逝世后二年，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又在马鞍山采石矶公园李白纪念馆旁兴建林散之艺术馆，实现了他平生追随和陪伴李白的梦想。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这是中国文人的幸事！也是书法艺术的幸事！二十世纪的中国书坛，假如没有了林散之，一定会黯然许多。

关于林散之，我曾写过几篇文章，追踪林散之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他的心路历程，自觉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先生早年从清代进士张栗庵学诗古文辞，壮年负笈海上，请益于黄宾虹先生。三十七岁，铭记师训，师古人，更师造化，遂抛妻别子，孤身作万里游。华山险峰、太白危途、黄山烟云、峨眉秀色，皆入其怀抱，并化作笔底波澜。“江上草堂”陈列的一百多幅书画作品，激情时笔挟风云，老辣纷披，安静时则天真烂漫，一片化机。斑驳的墨痕，是先生生命的迹化，心灵的物化。

我们在林散之先生的作品前驻足、徘徊，吴振立先生不时地追忆与林老的相遇相识。在林老遗物前，振立先生指着玻璃橱中林老曾使用过的拐杖深情地讲述其晚年的点点滴滴：一次振立先生扶林老游玄武湖，使用的正是这根拐杖。归来，林老请吃点心，食毕，只见老人家默默地将散落在桌上的点心屑一点一点集于掌心，一舔而净，一切显得那样自然坦荡。在那清贫的年代里，振立先生的兄长与林老同住南京百子亭一带，只要家中有了可口的饭菜，总要将林老扶到三楼的家中小酌聊天，其乐融融。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林老曾将振立先生的兄嫂一家接到家中避震……在林散之墓前，振立先生注视着由启功先生题写的“林散之先生之墓”的墓碑，以及镶嵌在墓后墙壁上由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的石碑，神色凝重，沉默不语。振立先生在平时曾多次和我们谈过林老对他的人生和艺术成长的影响，谈第一次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怯生生地向林老问学时对他鼓励有加的情形，谈林老生前的孤傲和高洁、清贫与清高。伫立良久后振立先生又在墓前的石凳上索性坐了下来。我想面对当下这个风云变幻的社会，振立先生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林老讲，因为在振立先生生命的行程中，林散老无疑温暖过他曾经孤独而又脆弱的心灵。往事历历，如幻如梦，当我们摧先生上路的时候，先生仍满怀深情，久久不忍离去。

林散之生前，尽管已享时誉，但他却不以为然：“得时名易，得史名难!”林老的成名也许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年要不是日本有人口出狂言：书法艺术的传统转到他们那里去了，要不是当时作为《人民中国》编辑的韩翰听了此言“有点不服气，甚至有点受辱之感”，要不是在征集作品时亚明先生仗义推荐，要不是日本大书家青山杉雨先生拜见林老并题写“草圣遗法在此翁”相赠，要不是那些看上去都十分偶然的事件凑在了一起……，林老的成名一定还要推后，但这与艺术本身又有多大关系！

“细字青灯夜夜情，窗前不倦写平生。年来何物摧余老，半是风声半雨声。”林散之先生生前多经磨难，百折不挠，死后倍享哀荣。正象一位学者所言，他在时代里消磨，却交由时间保存，不象有些人，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灭。我匆匆从“江上草堂”门前走过，脑海里仍浮现出刚才在陈列馆里那幅挂在墙上的先生照片，神态自然，目光深邃，注视着当下这个浮躁而轻佻的书坛。

文章6

书家读书

诸培弘（中国书协会员、南京市书协学术委员）：如果说我以前读书还

诸培弘

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或针对性的话，那么现在读书则大多是为精神和灵魂的需求。比如我近期读到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带给我心灵的滋养。1845年，美国作家梭罗厌弃繁华的都市生活，来到了远离尘嚣瓦尔登湖畔，自己建造小木屋栖身，并在此渔猎、耕耘、沉思、写作。他认为真正的智者，其实往往比穷人过得简单朴素。他批评人们所称颂的所谓文明：“大部分奢品和所谓的安逸生活，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妨碍了人类进步”。“文明改造了我们的房屋，却无法同时改进住在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却无法轻而易举地创造出贵族与国王”。他觉得在人们心田播撒真诚、真理、朴实、信念、纯洁的种子是和种植玉米、豆子一样重要的工作。夜阑人静，读着梭罗16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仿佛他就坐在我的对面，和我娓娓而谈，心灵感到无比的慰藉和妥贴。现代文明在物质生活得到巨大进步的同时，却使人们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日益荒芜。梭罗的伟大就在于身体力行，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过一种简朴、独立、宽容而真挚的生活，用心灵去感受和应和大自然，在孤独中体悟人生，从而发现和领略生命的意义。

书法曾有“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之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酣畅淋漓地表达“自我”。因此让自己的心灵在阅读中与伟大的灵魂和思想一起漫游，一道思索，一道成长，不仅对于艺术创造，而且对于生命本身的滋养和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

文章7

走马观花-书法欣赏轻松入门菜单

作者：诸培弘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传统的中国文人天天都用毛笔写字。他们日常的书写，大都是为了实用：作诗、作文、记事，书信往来，不知不觉中，也许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就产生了。然而随着硬笔的传入和电脑的普及，不要说用毛笔写字了，就是硬笔书写也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书法也完全脱离了实用功能，变成了以审美为主的艺术形式。作为一门特有的中国艺术，她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去？如何看待这些灿烂辉煌的历史遗存？在当今这个速成的年代里，我也来个书法欣赏的速成吧！

一一罗列是根本不可能或者说是十分不明智的，那么我们就从书圣王羲之说起吧。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王羲之之前，书法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现象，王羲之的最大贡献就是整理、完善并创造了注重技巧华美又不断走向精致的帖学。以他为标志，书法的实用性质开始了向抒情达意的质的转变。他的《丧乱帖》虽然只有区区八行，但“呼天抢地，披头散发的风烈，又雄强又惨淡的风神”将书法的情感抒发推向了极致。当然就是这个被后人称为书圣的大书家，在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只是由于后来皇帝的喜爱和推崇，方拥有了书法史上如此显赫而卓越的名声。他的《快雪时晴帖》、《频有哀祸帖》、《姨母帖》，当然还有很出名的《兰亭序》都是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

王献之是王羲之之子，书法史上把他们称为二王，他很是不幸，在父亲的笼罩下，要想出其左右，就十分的艰难，但是他做到了。在艺术史上，绝少有象二王父子这样在同一领域都具有如此杰出成就、声名和地位的艺术家。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据说毕加索的孩子没有子承父业，他的最大的孩子为老头子开开车，其余的孩子有的做首饰，有的做些香水之类的生意；齐白石、林散之的子女们尽管也有跟着父辈从事同一个行当的，但艺术成就却无法跟父辈们比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传授的艰难，甚至可以说艺术创造根本不可以传授。所以王献之的意义就显得不同凡响了。他的《鸭头丸帖》、《中秋帖》、《廿九帖》、《地黄汤帖》展示出一种绝然有异于大王的新的气质。特别是《中秋帖》是一笔书的代表作，被后世的米芾称为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还有一个王，他的存世作品不多，但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伯远帖》。就是这个《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献之的《中秋帖》被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并造堂贮之，堂号三希堂。三希堂法帖囊括了书法史上很多经典作品，一时成了书家学习书法的百科全书。

唐代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颜、柳、欧、褚是唐代楷书四大家，颜真卿的《颜家庙碑》、《大字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欧阳洵的《九成宫》、《化度寺碑》，褚逐良的《阴符经》都是其代表作品。由于楷书的实用性比较突出，所以楷书能够受到大众的亲睐。其实规整严谨的唐楷在走向法度森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桎梏了着人们的性情，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必然产生制约和束缚。但他们当中的颜真卿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书法并没有止步于楷书，而是在行草书上又有独特的创造。他一反二王书风的柔媚、俊逸，而变得浑厚朴茂，大气磅礴。有人把他比做文学上的杜甫，音乐上的贝多芬，倒较为贴切。他的《祭侄稿》沉郁悲愤，壮怀激烈，亦是抒情写意的极品。另外《刘中使帖》、《争座位帖》、《告伯父稿》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外，张旭的狂草《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都是书法史上的惊世骇俗之作，他们的出现使书法的表现性和抒情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五代的杨凝式有一个《神仙起居法帖》，写得清新流丽又古雅沉雄，颇有仙风道骨。

宋代是书法的又一重要驿站，是书法史上的又一崇山峻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后人称之为宋四家。宋代书法以尚意为标志，是书法史上的又一崇山峻岭。苏东坡的出现令宋代书坛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并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了黄庭坚、米芾、蔡襄被后人称之为宋四家的书法群体。特别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他们高举创新旗帜，主张“自出新意”、“自成一家”，一扫“笼罩在二王氛围之中，局促于唐代楷法之下，天下滔滔者全在讲法度、求秀媚”的时风。东坡书法，不拘小节，任情恣性，却又能一下抓住人生和艺术的最本质特征而融入书法。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以后人把以苏东坡为领袖的宋代书法概括为“尚意”，倒也比较说得过去。他被贬黄州时所作的《黄州寒食帖》，通篇笔势欹侧而神气横溢，既沉郁深悲，又天真无邪，信手写来，浑然天成。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典型代表。黄庭坚曾跋云：“试使东坡复为之，末必及此。”另一件作品《李白诗卷·人生烛上花》风格与之相类，写得更加随心所欲，天真烂漫。此外他的一些手札也十分可人，如《一夜帖》、《人来得书帖》、《新岁未获帖》都写得既精到又洒脱。

黄庭坚行书，点画起伏跌宕，结字长枪大戟。《经伏波神祠》和《松风阁》为其代表作。而黄庭坚的最高成就，当在草书，是继张旭、怀素之后又一草书大师。他的草书，任情恣意，短点长线，对比强烈、险象环生。如《李白忆旧游诗》、《诸上座》等作品激情澎湃，写得激越飞扬，极富浪漫气质。

米芾的行书，点画或圆浑，或劲利，结体摇曳多姿。宋代孙觌称之“超佚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奇迹也”。苏东坡称赞他的行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蜀素帖》、《苕溪帖》写得神采飞扬，精美绝仑。

元代书法也出了几个响当当的人物，如赵孟睢⒖道镒由健⑾视谑唷５悦项太媚，又没有多少新意，康里子山较粗糙，倒是鲜于枢的草书《论草书帖》还值得一观。

明清书法，在书法史上掀起了冲天巨浪，当然象董其昌之辈，骨子里还是较为保守的。有人将他称为技巧上的大家，风格上的庸人，或许有些道理，但他的一件不大为人所知的草书《试墨帖》，狂放不羁，成就不在张旭、怀素之下。

此外，祝枝山草书的盘旋迸跳，徐渭草书的狂狷，张瑞图行书的尖利跳宕，还有他在运笔过程中的宕笔，倪元璐行书结字伧促和夸张，都各领风骚，异彩纷呈。

王铎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家，他的行草独宗羲献，又自出新意。书法由案头把玩到悬之高堂大厅的演变至王铎已完全成熟和完美。他的《临王献之豹奴帖轴》、《壬午临柳公权帖轴》，以及《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都是他的代表作。但是王铎又是一个十分不幸的人物，因为他的“降清”，因为他的“贰臣”身份，又因为一句“书如其人”，所以王铎的书法没有被提到与其艺术成就相匹配的高度，沙孟海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历代论艺事的，并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铎是明朝的阁臣，失身于满清的，只这一个原因，已足减低他的作品价值的好几成。”这是王铎的不幸，也是书法的遗憾。

傅山的草书，重真情，重气势，解衣磅礴，将明代积弱一扫而空。针对帖学末流的虚靡甜媚，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对后世的书法审美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右军大醉轴》、《早起非真健诗轴》等。

清代书法还有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诸位大家。何绍基以隶书入行，代表作有《书苏轼〈和子由论书〉等杂诗册》等，赵之谦以北碑入行，代表作有《我爱晚风清》屏等，吴昌硕以篆入行，如他的《行书诗札》。碑帖的结合丰富了书法的表现手法，使书法的面貌变得多姿多彩。

民国至现代也是大家林立，沈曾植书法峭拨生拙，缤纷离披，如他的行草《李白诗·山中问答》；谢无量行书奇韵精绝，如《肝肠狂热久札》，毛泽东草书天马行空，如《忆秦娥·娄山关》，林散之草书苍劲绵连，圆转深雅，如《李白草书歌行卷》，都不同凡响，将传之千古。

殷墟甲骨、商周金文、秦篆、汉隶、魏碑……，浩如烟海，我在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不要理睬现代书坛的喧嚣，当今活跃在书坛的书家们，个个能说会道，有的称自己集古创新，自成一家。有的称自己是传统的化身，自己就是传统；有的索性辟开书法闹革命，把书法当成了杂耍。几十年的书法复兴，按照历史的经验不可能创造成千上万的书法大师，谁将成为大师，我不得而知。但寂寞是创造者的宿命，也是创造者的必备素质，那些吆喝得最响，成天抛头露面的大书家肯定成不了大师。对此，我深信不疑，不知你信不信？

文章8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读孙犁

作者-诸培弘

读孙犁的文章，感觉到他的孤傲和高洁。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里。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象《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可以说孙犁笔下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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