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个人简介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年D1977年),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作为方法的亚细亚》,其著述对日本学术界发生过巨大影响。基本内容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10~1977)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家。
竹内好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鲁迅研究。它不仅在战后具有绝大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继续被研究者引为参照。并且不止是鲁迅研究,在日本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领域,如:对丁玲、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的研究方面,竹内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他的业绩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以鲁迅研究为基础,他介绍了孙文、蔡元培、毛泽东等的思想和传记,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对于新中国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和思想性意义加以了整体性的诠释。所谓竹内模式或者竹内范型,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立志于中国研究的下一代人,把它作为理论框架加以继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竹内好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对于他来说,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中国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这是因为,它以对于欧洲入侵(也包含日本的)的抵抗为媒介,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到这里,可以说竹内模式便完成了。
可以说,竹内模式的主题来自鲁迅与毛泽东。他认为,鲁迅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种定式,也适用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广而言之,亦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落后的农民那里发掘出了革命的动力,依靠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引导革命走向成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虽然革命的敌人具有强大的实力,然而实力可以削弱,亦可补充。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依靠精神道德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这种可能性便在“回心”中产生。
竹内好指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勿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新中国的再生。可以说,这是将鲁迅模式扩展至毛泽东,进而依靠这两者解释中国近代化亦即当时的新中国成立过程。这是一个宏大的假说。但是,这一通过对落后的自觉而使现存力量的关系相对化的思想本身,并未失掉它的意义。对竹内好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思想构架。例如,下述引文可以有助于对这一点的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在时间上落后了,但同时使其在质量上处于优势”。“鲁迅这样的人之所以得以产生,没有激烈的抵抗作为条件是无法想象的。不是如同欧洲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日本进步历史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的那种落后的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他所强调的是,在落后的事物当中,蕴藏着产生优秀思想与道德的力量,其优秀性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关系是无法理解的。竹内时代,是冷战机制支配世界,反殖民主义尚具明确意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去探寻毛泽东与林语堂的差别而是着眼于他们共通的民族主义部分,不能不说是竹内好的真知灼见。
竹内思想的“焦点”,在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态度。这是通过否定的过程而使被否定的对象获得新生的思想态度。从中,可以抽取出有关落后所暗含的道德优势、为消灭恶而存在的恶这一内在批判的逻辑等等悖论性的结构。
竹内好与他的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位活跃于多个领域的人物。他与大学时代的伙伴商谈,在1935年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从率先将现代中国文学作为正式研究对象这一意义上说,在日本,它起到了先驱性的作用。
大事年表
1931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学习。1932年赴中国参观,1933年与冈崎俊夫、武田泰淳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组,1934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中国文学研究组改称中国文学研究会,1935年该会创办《中国文学月报》(以后改为《中国文学》),担任该杂志主编。1935―1937年第二次赴中国考察。1940年任回教圈研究所研究员,于1942年赴中国内蒙等地调查。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83种,日本评论社刊)的编写,撰写第44种《鲁迅》,此后即被称为“竹内鲁迅”。1944年应征入伍参加日军,派驻我国湖南省。1946年7月复员后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任庆应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52年起任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53―1954年编辑《现代中国的作家们》(和光社刊)。1955―1957年参加岩波书店组织的《鲁迅选集》(13卷)的编译。1960年为抗议当时的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条约而辞职,其后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2年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5卷本,平凡社刊)的编译。1963年参加《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的编写。1964―1966年任《中国的思想》(13卷本,德间书店刊)的主编。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全集》(豪华版)的编译,主编《中国·鲁迅》。1967―1973年编写《为了理解中国》(3卷),获第24届每日出版文化赏。1968年参加编辑《日本现代文学全集》(讲谈社刊)的编辑,主编第93卷《竹内好集》。1969年编译《世界文学全集》(彩色版)第35卷《鲁迅、老舍》。1970年编译《现代中国文学》(河出书房刊)第1卷《鲁迅》和第2卷《茅盾》。从1970年起开始《鲁迅全集》的翻译。1973年发现癌症后,坚持参加《中国讲座》(5卷本,筑摩书房刊)的编写,与野村浩一共编《革命与传统》卷,并开始整理《转变时期――战后日记抄》,继续《鲁迅全集》的翻译。1977年3月1日因癌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