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唯的个人简介
赵唯，本名学曾，又名野时，1907年生，重庆市（原四川省）云阳县黄龙乡（现江口镇）人。老地下党，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的创建人，司令员。1992年8月30日在万县寓所病逝，享年85岁。概述
赵唯，本名学曾，又名野时，1907年生，重庆市（原四川省）云阳县黄龙乡（现江口镇）人。老地下党，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的创建人，司令员。
1931年在上海加入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创建云阳县第一个中共组织――农坝支部委员会。
1935年1月19日与谭林、陶一道领导指挥云阳县工农武装起义。
194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营救出狱。
1947年冬与彭咏梧等组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任司令员。
1950年1月任云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1954年8月任四川省万县专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l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场劳动，后任万县地区农科所副所长。
1970年被捕入狱。
1976年被判刑劳改。
1982年获平反昭雪，同年离休寓居郫县，后移住万县。
1985年捐资4000元倡办云阳县一?一九职业高级中学。
1992年8月30日在万县寓所病逝，享年85岁。
根据赵唯生前的意愿，云阳县委、县府决定并将赵唯与其夫人王忠孝骨灰遵遗愿归葬在原一?一九职中校门外侧石壁内，2007年岁末，因三峡工程故由老城迁葬于云阳新县城附近风景如画的玉龙陵园。
事迹
赵唯是一位为云阳的解放事业作出过极大贡献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他的一生却是坎坷的，令人尊敬、令人同情、令人不平。赵唯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在上海读大学时，于1931年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赵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被组织上派回云阳，建立了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进了大巴山。第二年他父亲死后，赵唯继承了全部财产。地下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后，赵唯于1935年1月19日，在自家的打谷场上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将赵家祖辈积累下来的田地财物全分给了农民。然后组织了著名的云阳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成立了游击队，任司令员，攻占过云阳县城。后来，这支游击队便一直活跃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战斗。
小说《红岩》中的许多英烈，均是川东游击纵队赵司令的战友和下级。如全国闻名的英烈彭咏梧（彭松涛），就是这支游击纵队的政委。在大巴山下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寨楼上示众，他的墓如今还在奉节县城供人凭吊。江竹筠（江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的职员。她于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后，即解送重庆，演译出渣滓洞内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赵唯使云阳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有了共产党组织，解放前在云阳坚持地下斗争的所有共产党领导人中，只有赵唯资格最老、坚持斗争时间最长、所处斗争环境最恶劣。从1932年7月到1949年12月的云阳革命斗争史，也就是赵唯提着脑袋与国 民 党 玩儿的艰难困苦史。
1935年1用19日，赵唯与后期到云阳的共产党领导人谭林（谭佑铭）一起发动“119工农武装起义”失败后，他冒着国民党疯狂报复，悬赏200银元高价通缉的危险，仍坚持在云阳斗争。1940年春他被国 民 党 万县专署逮捕，关押在万县监狱。国 民 党 云阳党部书记长杨秩东强迫赵唯出具“反共自新”声明，否则格杀勿论。赵唯掷地有声地回答：“头可断志不可屈，我决不反共自新，任随你杨秩东把我怎么办！”，后被党组织和统战朋友营救出狱。党组织在云阳宣布了对赵唯在敌人监狱的审查情况，并号召党员学习赵唯对敌毫不妥协，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保持革命气节的高贵品质。
1947年11月，中共川东临委派遣彭咏悟带领江竹筠（江姐）在云阳农坝乡鹿塘坪与赵唯见面，随即开会决定（史称“鹿塘坪会议”），正式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改名为中共川东游击纵队）。赵唯任纵队司令员，彭咏悟任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巴北支队、奉大巫支队、七南支队，赵唯亲兼巴北支队司令。川东游击纵队在赵唯的带领下，首战鹿子坪、智取河堰口、夜袭鱼泉场、攻打南溪镇、奔袭开县温泉盐场、捣毁巫溪西宁乡公所、小谷坪转移、路阳山突围、仁和寨脱险……大小战斗数十次，搅乱了蒋家王朝“小厨房”的政治秩序，策应了解放战争的正面战场，永远载入云阳人民武装斗争的光辉史册。赵唯的名字使敌人丧胆，是云阳民间传颂的英雄。
1949年秋，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云阳党组织负责人邹予明专程到龙洞乡同赵唯商量对敌策反、迎接解放事宜。因当时云阳集政权、军权于一身的伪县长湛廷举（后为云阳政协委员）早年受赵唯等人影响，曾同情和支持过赵唯等人的一些革命活动。邹持赵唯的一封亲笔信，利用赵唯的名气和威望，策动了湛廷举起义，使云阳没费一枪一弹而获得和平解放。
1950年赵唯担任云阳县县长、剿匪指挥部指挥长，为安定云阳当时的社会及生产秩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调任万县专署任副专员。
蒙冤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内事实上都存在着“山头”：一是“南下派”（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派，俗称“南下干部”），二是“地方派”（本地 “地下党”干部），“南下派”是掌权派（西南服务团云阳中队就有60多人，云阳“文革”前的各任县委书记均由“南下干部”担任），两派间感情不一样，“地方派”地方工作熟悉，工作中两派时有意见分歧。作为“地方派”代表人物赵唯终于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失去了政治生命。“文革”中更是备受折磨，因江青的一句“下川东地下党叛徒多”，使“下川东地下党”成为“叛徒”的代名词。
1970年，赵唯因此受冤被捕入狱。由于那位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闹出个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全国的看守所内都进行了非常管理，措施之一便是停止每天的放风。除了极少数参加劳动的人犯外，其他人都整日被闷在幽暗的牢房里，没机会呼吸新鲜空气也无法活动筋骨。64岁的赵唯在万县市看守所内被拘押了6年多后，于1976年4月6日被判刑20年。
在万县市看守所，上面一发出停止放风的命令，当即便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但在非常时期过后，上面却忘了再发明令恢复。加上管理人员觉得，不放风还少了一项麻烦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万县市看守所，这停止放风的措施便一直执行了近两年之久。
每天上午，他都会被看守按时放出4仓来。老人一出来便沿着天井的边缘似竞走运动员般迈步急走，不东张西望也不减速。他连续走上将近1个小时，直到浑身大汗后，才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走那么长时间，这短发雪白的老人就主动报告进仓，他天天不声不响地在天井里急走的样子，每天走的步数，便是从看守所走回家中的距离。赵唯在想象中回到家中与老妻坐一会儿，又走回看守所。单边8公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被农科所多次押回去批斗时计量好了的。
监仓里有一个诈骗犯嘲弄过赵唯：你家是云阳县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学生，假若你规规矩矩地读书留学，作个专家教授，一辈子自由自在该过得多舒坦？你却不会享福自找苦吃，先共了自已家的产，然后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革命，结果却把自己革到共产党的监狱里来了。
赵唯正色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过好日子，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虽然我现在被关进来了，这只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就是在不断地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出于这种信念，他一有机会便叮嘱看守所里的“三老会”们：为了出去以后有精力继续为党工作，我们在这里更要保持信念加强锻炼。
赵唯1968年被抓进看守所。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影响，所以上头曾主动给与他优待：住单间、吃大米外加油酥豆办，还有单独放风和一份《人民日报》。但赵唯在看守所内自律很严，对优待只接受了单独放风和《人民日报》，他同其他人犯们一样，挤在又脏又臭的大仓里。由于在山上打游击时长期饱一饨饿一饨，赵唯的肠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2两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两罐包谷，他就只能将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将下面的大半硬包谷米给与那位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人吃。大家都劝他接受优待，吃3饨大米就别吃包谷了。可赵唯却固执地不答应，他说：既然现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问题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单间脱离群众。
赵唯毕竟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常对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经历。
赵唯是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他是早年的同盟会员，1921年1月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林伯渠在长征时便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后作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时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就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组织上又要求赵唯辍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赵唯二话没讲，便照组织的安排退了学，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川菜馆，作地下党的联络站。
赵唯整天西服革履厮混于上海滩，结织了许多在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他讲到这段经历时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了几句题外话：那时候，凡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进馆子吃东西，结帐时该付80块的必给100块，多付钱才显得有面子；现在少数有地位的人进馆子，都要少付钱甚至不付钱，才显得有面子......不过短短几十年，人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唯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纠正。恢复了党籍，享受离休待遇，长期居住成都。
1982年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才出狱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恢复了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
赵唯在解放后受了那么多委屈，但仍对党忠心耿耿，仍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1985年，他将因坐牢补发的四千多元工资捐出，倡办了云阳县一、一九职业高级中学，使云阳的职业教育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受到省、地两级的高度重视。
1993年，赵唯以85岁高龄因病逝世。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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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于1947年11月底成立，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为下川东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川东游击纵队总司令赵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家屋被烧，妻儿流落，仍慷慨高歌：“风吹浪打不回头，履险如夷何忧愁！”
“天下有饥犹己饥，天下有溺犹己溺。只要饥溺得解放，烧房杀头何所惜。”
面对着山下自家屋子燃起的熊熊大火，面对敌人在自家的烧杀抢掠，身为游击纵队总司令的赵唯，却只能带领队伍隐藏在自家屋后的山上DDD敌众我寡，他不能让队伍再做无谓的牺牲。当游击队员满怀仇恨，要冲下山去与敌人拼命时，赵唯极力阻止队员的鲁莽行为，吟诵出这首发自肺腑的诗。
这是1948年2月19日，赵唯带领川东游击纵队配合“奉大巫起义”，擂响了云阳武装起义的战鼓。之后，敌人开始了对游击队的围追堵截和对赵唯的全面追捕。
如今，60多年过去，但在云阳，人们提起赵唯的英雄轶事，依然津津乐道。
含冤入狱“杀无赦”
狱卒为他破“狱规”
1928年到1929年，赵唯的家乡云阳黄龙乡一带匪盗四起，致使坐商关门、行商绝迹、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1929年春，云阳县当局组织了千余人的清剿大军，由县团务委员会委员长马仲云任总指挥，开赴黄龙乡、沙沱乡一带剿匪。马仲云指派时任沙沱、黄龙、路阳三乡联防队中队长的赵唯率部作为先头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不想，在战斗中，马仲云的亲信、由原军阀部队流窜到剿匪部队的邬孟生临阵倒戈，剿匪部队猝不及防，一下损失了人枪数百。
损兵折将，丢失了剿匪部队几百支枪，又是自己的亲信临阵叛变，如何向上司交待？马仲云绞尽脑汁，决定嫁祸于赵唯。
第二天，马仲云便以“剿匪失败，通匪窝匪，损失人枪达500之巨”的罪名将赵唯拘捕。军阀混战，枪杆子就是命根子，有枪就能成为草头大王，上面一听说云阳剿匪因赵唯通匪损失惨重，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宣判赵唯“杀无赦”。
赵唯被押解到万县，关押在万县军阀王陵基司令部的禁闭室内。夜深人静，赵唯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为民做事，却总斗不过那些乌合之众，屡屡败下阵来？为什么自己拼死剿匪，除暴安良，却被人栽赃嫁祸，无妄惹来杀身祸……
而在铁窗之外，却有人在为赵唯鸣冤叫屈DDD云阳民众和机关法团联名声援：赵唯无罪。他们派出代表团，长住万县为赵唯伸冤，还到处求情，请客送礼。在他们的努力下，赵唯由“杀无赦”被改判为“等待处理”。
作为“等待处理”的犯人，赵唯被关进了万县监狱。
这里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新犯人进入狱门，就会被狱卒脱光衣服，搜光钱财，然后送进地下室的黑屋。给钱后，从黑屋提到“病仓”。再给钱，到“下仓”。还得用更多的钱买“仓位”，最后才提到监房楼上的“上仓”，住最好的床位。
赵唯一进狱门，狱卒却连声说道：“请上仓，请上仓。”缘何赵唯“一步登天”住进了“上仓”？原来，所有被提到司令部审讯的犯人，审讯前和审讯后都要被羁押在禁闭室里。赵唯对其他羁押犯人，不是拿出食物让他们填饱肚子，就是拿出家人准备的衣裤进行接济。开县长店坊的鄢某，是被诬陷为盗匪的小知识分子，没有棉衣穿，受刑后直打寒颤，赵唯就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他穿上。
就这样，受过赵唯好处的人，一回到监牢就谈论赵唯，很快大家都知道“赵唯够朋友”，就连很多狱卒都被赵唯的行为所感动。所以，赵唯进监后，有狱卒为他打破“狱规”，让他住进了“上仓”，免受了地牢黑屋及“病仓”、“下仓”的痛苦。
后来，被取保释放的赵唯于1931年夏天搭乘客轮来到上海，在读云阳中学时的同学、时任上海共青团无线电团支部书记、共产党人张述成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并于1932年2月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编写山歌诉罪状
工农团结破“哨棚”
随后，赵唯接受了新的任务，返回云阳老家组建中国共产党农坝乡支部。
1936年9月，在去年云阳暴动失败后离开云阳的赵唯，从城口修齐坝秘密回到了云阳农坝乡。他和时任中共云奉边区特委书记的谭林、宣传委员张述成一起，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为了广泛发动贫苦农民和矿工都加入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赵唯根据山区工农喜欢唱山歌的特点，提议编写些歌词在工农中进行教唱。
于是，几个人便根据工农弟兄受剥削受压榨的血泪史，写出一首首悲怆、凄凉、充满控诉的山歌，这其中《贫农团歌》和《矿工歌》是最为著名的两首。
《贫农团歌》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想起贫农真可怜，初三未曾过，就要上山间……三月里来是清明，贫农说的是真情，树皮来当饭，真要饿死人……”
在《矿工歌》中，同样写满了工人的血和泪：“矿工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从早到晚，苦苦苦，尽在洞洞处……厂老板，剥削我们，喝酒又吃肉，穿起皮袄，算算算，我们血和汗……”
这一支支洒满血泪的歌，唱出了农民、矿工积压了几辈子的辛酸和仇恨，控诉着旧社会的无数罪状，因此，歌曲很快就传遍了各处，许多群众泪水涟涟地唱着歌，恳切要求参加贫农团或工会。
到这年冬天，以云阳农坝乡为中心，东至巫溪尖山、南至云阳云安、西至开县长店坊、北至巫溪炉膛溪方圆四五十公里的区域内，发展了40几个贫农团小组，有1000多名成员。革命群众组织的不断壮大，让反动派十分恐慌，他们采取了“碉堡政策”，即在农坝乡等各处的通衢隘口搭设哨棚，监视革命活动。
哨棚一搭起，就给革命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赵唯就和谭林、张述成商量，如何把哨棚变成革命的工具。
由于哨棚数量众多，而敌人人手有限，便强迫农民轮流熬更守夜值守哨棚，盘查过往行人，这就给了赵唯等人机会。
“哨棚搭起真无用，吹风落雪天，冻得真可怜……铺盖睡不成，衣服穿得单……”
一首《哨棚歌》如泣如诉，唱出了农民群众守哨棚的悲惨遭遇，更唱出了对反动派的满腔仇恨！很快，《哨棚歌》就在哨棚间广泛传唱，农民再也不去守哨棚了。于是，赵唯就动员贫农团或矿工会会员去守棚，从此，哨棚不仅成为贫农团或矿工会开会、活动的场所，革命群众还利用哨棚来监视反动派保安队的动向，及时通知革命群众或党组织成员转移。这样一来，反动派设立哨棚的企图就被彻底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