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都有什么
歌谣、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童话、传记、诗篇、稗史、游记、剧本、小说、随笔、评论……繁多的体裁构成了文学，也构成了文学的历史。然而，并不是每种抒怀或记叙文字都能进入文学史。就每个具体时代而言，能以经受时光的筛簸，穿越后世历代的传述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必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历史实质上是精品文学的历史、经典文学的历史。在一个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无限量提供资讯与娱乐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在阅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探究心灵和人性方面，在摹写生存状态方面，在张扬想像力方面，在文明的传承与塑造方面，有哪一种文化样式的能力可在文学之上？答案是没有。文学无疑是表现力最为宽广最为强大的人类情感工具，其生命力既古远又蓬勃，自从以歌谣传说之类的形式诞生于口述年代以来，它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哪所是洪水滔天还是暴政窒息一切之时。只要生活在继续，人类就会把故事一直讲下去，把情愫不断表达出来。面对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质－核心作品的价值亘古不变。尽管作家的写作技巧在不断提高，大众的阅读趣味也日新月异，但即使在已经进入电子阅读的今天，《荷马史诗》或唐吉诃德的魅力依然丝毫无减。
王会悟的人物故居
王会悟故居，位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古色古香，现在辟为纪念馆。馆内的展板、图片以及实物，带领人们认识了这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当门而立的巨幅《南湖风光》屏风前，竖立着的《南湖红船与王会悟》组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见荷花摇曳的南湖水波上，泊着那艘美丽的红船，与红船紧紧相依的，是一位剪着短发、穿着大襟衣裳、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以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便是被誉作“‘一大’卫士”、“党的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王会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会读出她脸上的淡定、从容、机智和勇敢。在纪念馆的史料展品中，有两则趣闻引起我的关注。一则是“论起辈分来，王会悟还是乌镇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呢”。茅盾家住观前街，王会悟家住观后街。当年王会悟离开乌镇，进入上海，就是茅盾先生安排的；另一则是王会悟曾写过的回忆文章《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后来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展品，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史实而复制的。从这份史料中，我们获悉，王会悟的丈夫李达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也就成为大会的会务工作者。王会悟的回忆录中有两段文字十分珍贵。录之于此，以飨读友：“出席党的‘一大’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扬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关于那副麻将牌的情节非常有趣。“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将特意带来的一副麻将牌交给代表们，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史料显示，党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王会悟在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开天辟地一女杰”七字，于她最为切当。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历史是文学的一个侧面面，文学记录历史。就像鱼儿和水的关系，历史就是水，文学就是鱼。没有文学历史照样存在，但缺少思考；没有历史文学根本无从谈起。文学：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文学是由语言文字组构而成的，开拓无言之境)，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和再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由于出版和教育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已经失去其垄断地位成为大众文化的一支。产生了所谓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之分。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正因为如此，当年胡适才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里的“历史”一词，严格说来，应该是狭义历史学的含义。也因此，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史德”——“善恶必书”、“析理居正”，通俗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公正客观地分析论断。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12人：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刘仁静、张国焘，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日本东京小组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召开过程中曾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②和尼柯尔斯基同志③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④。同其他党派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人士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中共一大召开地点是哪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卢湾区兴业路 76号（原望志路 106号）。1921年 7月23日，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烹、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参加，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在此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扩展资料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这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毛泽东与上海关系密切，他一生中到过上海五十余次。1919年3月，26岁的毛泽东首次来到上海，此后至1921年7月前，他又先后两次来过上海。在杨树浦码头，他送别友人；寓居安义路期间，他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在半淞园，他与友人泛舟游湖，逸兴遄飞……送别赴法勤工俭学青年身无分文来闯上海滩1919年3月14日，26岁的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由北京抵达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毛泽东与吴玉章参加了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活动，并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中国学生会门前合影留念。3月17日上午，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89人（其中湖南青年43人），乘坐日本的“因幡丸”轮即将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航，毛泽东和吴玉章等一起来到码头送行，同他们一一话别。毛泽东在码头许久地挥着手，望着轮船渐渐远去，消失在视线中。△1919年3月15日，环球中国学生会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当时，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有志青年纷纷要求去法国寻求救国之道，留法勤工俭学适应了这一需要，加之各地政府、社会贤达的大力扶持，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形成全国规模的热潮。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15日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20批学生赴法，约计2000多人，他们都从上海的杨树浦路与大连路一带（原杨树浦码头）和延安东路东端临黄浦江处（原洋泾浜法国码头）启程。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可体会到了“行路难”。当时，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向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才买票到达浦口。在浦口火车站，他不仅身无分文，而且仅有的一双鞋还被贼给偷走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在车站外巧遇一位湖南朋友，他再次借钱买了新鞋以及到上海的车票，才完成这趟旅行。到了上海后，他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他回湖南。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沪，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以及蔡母葛健豪等送行。青年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关于毛泽东不出国的原因，后人有多种猜测。有说是因为语言和经费问题，也有说是因为母亲与爱人，而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比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当时毛泽东认为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还太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安义路63号见证毛泽东人生的转折点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除了送别友人赴法勤工俭学，还参与了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静安区安义路63号）。6月7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安义路63号是一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二层楼里弄房子，砖木结构、坐南朝北。楼下是会客室兼饭厅。楼上的卧室有一排临街的长窗。室内放着两张床，一只茶几和一张桌子。桌上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及笔砚文具。和毛泽东同住的还有李思安、李凤池、陈书农等人。他们每人每月仅有3元零用钱，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四个人轮流做饭，常吃蚕豆煮饭，生活比较清苦。当时，毛泽东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给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毛泽东第三次在上海期间，每天都要阅读各地的报刊和书籍。他还邀请十多位旅沪青年成立了“自修学社”，共同学习各种理论著作和外语。△ 安义路63号楼上卧室，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在这里发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的商榷》《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第三次来沪期间多次拜访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多年以后谈到这段往事时，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应为第三次——编者注）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正是在安义路这处旧居里，毛泽东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如今人们看到的毛泽东旧居，是翻新修缮之后的样子：整体是坐南朝北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当年的客堂间，依然放着方桌和几把椅子。在这栋旧居的展品中，还有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555牌”香烟盒、全套六册《共产党》月刊和建国之后批示文件用的红色铅笔、在人民大会堂一号厅使用的瓷杯、瓷勺和瓷碟等。毛泽东与半淞园的“一面之缘”留下寻求真理的足迹半淞园，当年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由于临近沪杭甬铁路的南火车站，该园一时游人辐辏。园内有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江上草堂、群芳圃、又一村、水风亭等，长廊曲折环水……这里贴近黄浦江，故将江水引入园中，以水为主景，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也就取园名“半淞”。因缘际会，半淞园成为众多文人雅士的雅集之所，到此一游的必去之地。1920年5月8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半淞园，他们泛舟游湖，登高望远，正当大家玩得兴味盎然的时候，李思安女士说道：“我们还是选取一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吧！”他们选择了一个安置有石凳石桌的亭子，挤坐在石凳上。在这里，他们详尽地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手续等问题。会议认为学会应采取“潜在务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吸收新会员要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在会内要养成好学的风气。“半淞园会议”一直开到黄昏，大家仍意犹未尽。会间休息时，参加会议的十二人“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众赞成上海的决议。”自此，新民学会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初始宗旨，上升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高度——正如1982年萧三在回忆录《人老心不老,愿作老青年》中所言：经半淞园会议后，新民学会已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中，半淞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被夷为平地，一派繁华尽毁，半淞园没有再建。新中国成立后，半淞园一带陆续兴建南市发电厂、南市自来水厂、建设机器厂等，工厂加仓库的新兴工业取代了原有的小桥流水。现如今，曾经的半淞园已成为上海世博园区的一部分。一座座极具艺术特色的环保建筑，环绕在半淞园路、花园港路、南车站路一带，红色旧址、创意园区并存。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
建党伟业中周讯扮演的是什么人?
周迅：挑战银幕最大反差 从最初谣传的名妓小凤仙，到最终确认出演李达夫人王会悟，周迅表示，自己看了剧组提供的图片，王会悟身上有新青年的飒爽英姿之气，而且眼神很硬朗，跟以往自己的荧幕形象反差大，演起来比较有意思。作为内地影视界一线女星，除去一部《风声》，周迅在近年来电影作品中的角色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周迅的众多粉丝此次将非常期待她在《建党伟业》中的表现。
南湖红船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南湖红船的历史意义是：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红船精神”是教育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价瑰宝，是用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奋斗历程的时候，必须充分挖掘并利用好这一独特的政治资源，不断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积极作用。1921年7月底的一天，南湖浩渺烟波上，停泊一艘单夹弄中型画舫，舫中十多位外地青年从中午11时开会直到傍晚6时分。他们在小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面对满天风雨阴霾，会议闭幕时他们轻呼出时代的强音：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一湖烟波无声，有幸见证阴霾中“开天辟地大事变”。扩展资料：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保护南湖这一革命圣地，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仿制南湖红船，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这条仿制的南湖红船全国仅此一条，具有唯一性。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负责审定并确认仿制的南湖红船必须符合当年的历史原貌。1959年夏天，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嘉兴地委指示，嘉兴县委决定马上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并仿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争取在国庆十周年时对外展出。为了实施这一决定，嘉兴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沈如淙任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竹林任副主任兼筹建办公室主任和宣传部干事董熙楷任工作人员的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的指示，筹建委员会成员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赶制了一只双夹弄丝网船模型。郭竹林和董熙楷带着这只模型去了北京，准备将它呈交给毛主席和董必武审定，可惜当时毛主席到西南视察去了，董必武也去了西北，要见毛主席、董必武必须等到几天以后。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介绍郭竹林、董熙楷两人先到中共一大保卫人员、亲自租船的王会悟处访问。王会悟对船模进行仔细观察后。回忆说：“这只船的模型，同当时一大代表开会的那艘船的样子倒是很像的。但就是太大了点，实际上还要小点。”据王会悟回忆，当时一大开会租用的应该是单夹弄丝网船。因为筹建纪念馆的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郭竹林、董熙楷在北京不能久留，于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留下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后，随即动身返回嘉兴。返嘉后，又立即做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寄往北京，直接呈送党中央、毛主席审定。出乎大家意料，郭竹林、董熙楷在北京所写的报告竟直接送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还作了批示，大意是“我南征北战，记忆不清了，请董老过问此事、好好看看”。董必武看了嘉兴寄呈的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后作了答复。“船就是这样，但大船后面还有一只小船，是保卫人员坐的，万一发生情况，也可以用于撤退。”之后，嘉兴方面又询问了王会悟，她也说确有一只小船。这样，又增做了一只小拖梢船模型。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南湖红船终于仿制完成，并在国庆十周年那天下水，停泊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前东南方向的水面上。南湖红船真实地还原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时的历史场景，它的船首向东，迎接着东升的旭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光明、永放光芒。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湖红船参考资料来源：浙江档案网-南湖红船
南湖红船的介绍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革命纪念船，供群众瞻仰。1964年，董必武重来南湖，他登上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现在南湖革命纪念船停泊处岸上，建有一座“访踪亭”，亭内树立董必武诗碑，亭额“访踪亭”三字由杨尚昆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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