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部队的组成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统计的伪军一共是118.6万（除伪满洲国驻军外）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伪军将领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了。其他系列的军阀中，只有零星几个当伪军的。
伪满方面清一色的东北军。
当初东北军及东北的政府文官系统是成建制的投降日本人的。张景惠一个人就拉了十万伪军。
华北方面：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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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是旧北洋军阀，但是他的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也收编了若干东北军。
所辖：
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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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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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辖三个师。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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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1943年5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辖伪第四 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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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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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辖六个师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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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1933年率部投敌。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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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1940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辖第三、四、五，三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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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
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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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路军（就是在福建反蒋抗日的那个）
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1938年率部投敌。辖两个纵队。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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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下辖三个集团军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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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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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湘军
辖三个师
华东方面：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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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兼。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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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心腹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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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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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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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是西北军培养出来的，但是后来似乎一直在当杂牌军。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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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是东北军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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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第173师518团团长刘子清率部于皖北投敌。所部被改编为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驻安徽无为。兵力约二千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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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中央军。但是他投降的时候只是一个处长，级别很低。
十、1943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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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1943年2月25日第128师师长王劲哉、副师长李德兴、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于湖北咸宁被俘投敌，所部第128师第381、382、383旅旅长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第5战区独立1、2、3、5旅旅长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亦随同投敌。该部为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6、43师，师长由金亦吾、王劲哉分任。暂编第6师于1944年经汪伪军事委员会点验取消“暂编”字样。1945年9月为国民政府收编。
余下的，请楼下的补全
抗战时期，伪军和皇协军都是汉奸，两者有区别吗？
很多抗日剧中，让人们咬牙切齿的不仅是那些侵略者，更为痛恨的是那些出卖自己同胞的汉奸，但即便是汉奸也有伪军和皇协军之分，他们怎么区别？（一）伪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全国人民向侵略者进行抗争，可还是有一批人，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服从，成为了向侵略者们摇尾巴的存在。他们成为了侵略者的帮凶，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毒手。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组成的中国士兵，他们被称为汉奸部队。有一批叫做伪军，还有一批叫做皇协军。 这两个称呼是有不同的概念。伪军，顾名思义，就是伪政权的军队，主要是指侵略国家将被侵略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或敌方投降士兵组织而成的武装部队，在我国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军进行军事活动的汉奸军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共出了4个伪政：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东北溥仪的伪满洲国，北平王克敏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蒙德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后两者在虽然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并入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仍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自成体系。所以，抗战时期中国的伪军主要有四支：汪精卫伪政府的和平建国军、伪满洲国的伪满洲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伪蒙古军。这些军队被老百姓称为二狗子、汉奸军队等。（二）皇协军在说“皇协军”，其实是有固定番号的，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华北治安军，也称华北绥靖军，俗称“皇协军”“二鬼子”，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扶植创建的一支傀儡伪军部队。华北治安军的军服参考了当时德军的常服和礼服设计，这套军服很有特点，颜色为蓝色，军官上衣是西装小翻领式，有领带，使得小翻领和领带第一次在中国军服中出现。帽徽和伪满军队帽徽一样都是五族共和五色五角星，但红色和黄色颠倒。军衔同国军，不过三角形变五角星。后来由于伪华北政权并入汪伪政府，统一了伪军的军服，其军服与重庆政府基本一样。（帽徽不一样）华北治安军之所以被成为“二鬼子”，是因为他们坚决执行日军侵华政策，把矛头指向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和爱国民众。他们大肆抓捕抗日军民，烧杀抢掠，罪恶滔天。八路军发动战役，不断打击华北治安军，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时，已被我军消灭大半。综上所述，简而言之，皇协军和伪军的区别是：皇协军就是华北治安军，是伪军的一种；伪军则是包括皇协军在内的各种伪政权部队的总称，不能将伪军称为皇协军，但可以将皇协军称为伪军。但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
桂军是二战唯一没有出伪军的省，对不对？
不对，西藏、新疆这些没有被日军攻击到的省份，想出伪军都没得出。
不过，桂军确实很英勇。在历代军队中广西兵以善战著称。虽然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但毛泽东曾说湘军虽猛，然广西猴子更甚。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僖在广西独霸一方，连老蒋都要礼让三分。在解放战争时，让解放军吃足了苦头。
伪军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并参加日军的人，有伪满州国军、华北伪军、华东伪军等，主要是原东北军和被俘获国民党军。伪军（puppet army）即由侵略国家组织占领地人民组成的军队。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由被占领国家人民组成占领区军队，不同时期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
抗日战争时期桂军出现过汉奸吗?
众所周知，在抗战期间有许多汉奸卖国投敌，伪军的人数曾远远超过日军的人数而达到二百多万人。但是有一个省份几乎没有投降日寇的汉奸，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广西省。当日军进入广西的时候，广西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每一个广西男人都得在关公神像前宣誓，绝不当汉奸。在抗战时期没有一个桂军士兵当过汉奸，为什么？因为广西人最愤恨的就是叛徒汉奸，谁当汉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其他广西人所暗杀。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1]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2-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岳家军取得了哪些战果
绍兴十年（1140年），普通的一年，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金国主战派重新掌权，撕毁绍兴九年的和议，发兵南下，金宋两国在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生死大战。为反击金军进攻，宋军五路兴兵，北进中原，战果颇丰，其中岳家军更是连战皆捷，进抵距北宋旧都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金国“自燕以南，号令不行”，大宋中兴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宋高宗一日十二面金牌，将南宋上下“收拾旧山河”的美梦击得粉碎，岳飞被迫收兵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喟叹。千百年来，这次“虎头蛇尾”的北伐令无数豪杰扼腕，也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
□ 顺昌之围与岳飞北伐
绍兴九年（1139年），金宋达成和议，金国将陕西、河南归还南宋，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因此爆发激烈冲突。主和派完颜昌（挞懒）、宗磐、宗隽在斗倒宗翰一派后也失了势，完颜昌被贬为燕京行台左丞，在金熙宗完颜亶的支持下，女真贵族中最坚定的主战派宗弼（也就是兀术）和宗斡重掌朝政。宗弼晋封都元帅、越国王，仍领行台尚书；宗斡晋封太师，梁宋国王，仍领三省事；很快，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被处死，大权在握的宗弼被金熙宗授予全权，“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对于绍兴九年的和议，宗弼和宗斡原也赞同，但议和的基础却是反对归还河南、陕西，因此当初宗弼交割土地，率大军渡河返祁州（今河南安国），从汴京移镇河北大名时，就深以为恨，如今重掌大权，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激烈讨论，金国主政大臣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赵构蒙恩再造，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5月，金熙宗颁诏，命宗弼的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
当时，宗弼因降将郦琼对南宋情况比较了解，问计于他，郦琼答道：
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
宗弼闻言大喜，于是四路兴兵、败盟南下，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喝侵陕西，李成攻西京，宗弼自己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率领孔彦舟、郦琼等将及精兵10万直趋汴京，旬日之间，尽复河南故地。宗弼以战胜之威，继续进兵攻宋淮南之地。金军游骑先抵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龙虎大王等人率前锋3万人“并至城下”，攻之不克。5月25日，宗弼亲率大军抵达，见城墙简陋，十分轻视，下令包围攻击，南宋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1.8万人闭城坚守，经数日激战，屡败金军，宗弼被迫退返汴京，“自是不复出”。
顺昌围急时，宋廷曾命张俊率军救援，韩世忠以轻骑取宿州，岳飞派骑兵到光、蔡、陈、许诸州相机策应，以钳制金军主力；宗弼退兵后，各路宋军相继转入反击。宋高宗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为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各率所部分道出击。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一代名将岳飞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在顺昌之围期间，一向主战的岳飞，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
上文提到，5月下旬，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但岳飞却没有奉诏，反而求“赴行在”，面陈机密，宋高宗不准，再次颁诏给岳飞：
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休悉。
可是，岳家军还是没有动静，6月1日，南宋朝廷又特授岳飞为“少保”，加食邑700户，以示鼓励，6月6日，宋高宗再下诏书，命岳飞“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语气中已有责备之意，但岳飞原有“目疾”，此时又患“寒嗽”，因此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但也只是以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岳家军主力仍未出发，与此相反，时驻襄阳的岳飞“复请诣行在所，面陈机密，”宋高宗仍不同意，命岳飞“疾速起发，……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认为，岳飞进军迟缓，是因为文书在递送中出现延误，此议恐不成立。《武经总要?行军约束》有云：“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梦溪笔谈》也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可见，宋高宗与岳飞文书往来，应用急脚递，襄阳距临安3200里，“急脚递”8日可到，所谓文书延误的说法应不成立。
6月22日，宋高宗得到顺昌府陈规的奏书，告知岳飞援兵已到，因此在诏书中说了几句“卿忠义许国之诚，嘉叹不已”之类的褒语，其实，宋高宗对岳飞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早在十天前的6月12日，宗弼大军就已从顺昌撤退了，所谓援兵成了马后炮。
对于这一阶段岳飞屡请“赴行在”的怪异举动，岳珂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言之凿凿，宣称岳飞欲与宋高宗商量建储之事，这是令人遗憾的杜撰。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已因建储事开罪宋高宗，双方深存芥蒂，军情紧急之际，岳飞不在前线督战，反而欲赴行在，重提旧事，既不合情理，更几近要胁，断无此理。
邓广铭猜测岳飞“欲赴行在”，是要商讨北伐的战略部署，这有可能，但金军此番败盟南下，其志非小，而顺昌地当要冲，一旦城破，淮南顿失屏障，个中利害，以岳飞之明察，焉能不知？岂有迟缓拖延之理？如果担心宗弼围城打援，也可袭“围魏救赵”故智，攻敌所必救，减轻顺昌压力，而岳飞两者皆不取，却要跑到遥远的临安与皇帝面谈，动机着实费解。
从今天掌握的史料来看，岳飞当时不积极救援顺昌，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相当复杂的动机，也与他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有关。众所周知，岳飞的夙愿是北伐中原，顺昌既牵制了宗弼主力，张俊、韩世忠又已率兵赴援，金军穷于应付，这样正好给岳家军腾开了进取中原道路，因此岳飞只是以偏师应付诏书，主力仍做进图中原的准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此举无异于置顺昌1.8万守军于死地，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在地理位置上，张俊的中护军确实距顺昌稍近，但张俊暴而寡谋、畏敌如虎，指望他积极救援顺昌，根本不现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6月中，张俊才出兵占领濠州，命统制官赵密经苏村西进，时值涨水，宋军经6昼夜徒涉，方抵宿城，一举败金兵，6月14日，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从寿春出兵趋宿州，夜半破城，金国守将马秦投降，26日，张俊主力进抵亳州，守将郦琼闻讯，弃城而逃。
此后，宿、亳一带“遇大雨，（宋军）皆坐水中”，张俊斗志顿失，奉派到他军中的枢密承旨周聿与李若虚不同，他劝张俊执行宋高宗“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旨意，张俊自然心领神会，于是留下雄胜军统制官宋超等千人守亳州后，便偕同王德回师庐州了。
相比张俊，韩世忠的战志当然要坚定得多。当时，他率前护军从楚州出发，占领海州，分兵包围淮阳军，金兵来救，韩世忠败之于泇口镇，又遣统制官解元占领谭城，刘宝败金军于千秋湖。不过，韩军围攻淮阳军，屡战不利，统制成闵、许世安等人负伤，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这样，真正能够救援顺昌的，其实只剩岳家军了，也正是基于此，岳飞的犹豫才引起种种猜测。
还有一种可能是，岳飞对情报出现了误判，最初抵达顺昌的金军只有3万多人，而刘锜守军接近2万，八字军又素号善战，岳飞或许认为守住顺昌绰绰有余，因此没有积极出兵救援，而是集中主力，向中原腹心地区进攻。
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种猜测是，岳飞出于个人恩怨，故意不救顺昌。建炎元年，岳飞曾在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麾下任职，当时王彦聚集义军攻陷卫州新乡县，突遭金军数万包围，义军突围溃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这次战役中，岳飞“违公节度，以其所部别为一寨”，后来，王彦的军队重新集合，岳飞惧诛，单骑前来请罪，左右将领劝王彦“斩飞以谢众”，岳飞闻言“惶恐色动”，但王彦以用人之际，人才难得，亲自给岳飞松绑，把酒压惊。这次事件后，岳飞“终不自安，即檄使赴荣河把隘，自尔复睽”。
10月，王彦率军进入太行山，士兵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八字军”，我们不妨设想，由于在八字军中曾险遭杀身之祸，岳飞可能因此与这支部队结怨，于是才有绍兴十年不救顺昌之举，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揣测。
6月19日，也就是顺昌围解后，宋高宗根据形势，制定了反攻战略，在给岳飞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反攻的期许以及对岳飞的倚重：
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撞，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弃，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应该说，诏书对进军的部署写很明确，岳飞早在绍兴五年，就已定下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这时，岳飞的军队实际上已分为五部分，我们按现代军事战略的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援淮军、挺进军、野战军、主力军和留守部队：
一、援淮军，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骑兵出光州援顺昌；
二、挺进军，京东路以李宝、孙彦的部队进行游击，梁兴、赵云和李进各率一军，与别将董荣、牛显和张峪所部一同渡河北上，联络两河义军。
三、野战军由武赳、郝义率步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吴琦、商州知州邵隆会合，切断宗弼军与正在陕西作战的撒离喝军的联系。
四、主力军，岳飞本人出平靖关、信阳军，向蔡州攻击，目标直指汴京。
五、留守部队，驻扎襄阳、鄂州的部队和水军负责江西路江州到江东路池州的江防，保障后方。
6月22日，宋高宗分遣朝臣携带诏书前往各军主将处，其中司农少卿李若虚赶赴德安（今湖北安陆），与岳飞“计议军事”，他带来宋高宗的旨意：
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划措置，先入争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在这份诏书中，宋高宗似乎是有条件同意岳飞北伐，但李若虚还带来一份口谕，说 “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当时，岳家军主力既已出发，岳飞认为机不可失，李若虚激于大义，也深表赞成，主动了承担“矫诏之罪”，鼓励岳飞放开手脚，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在金军方面，宗弼退返汴京后，以昭武大将军韩常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淮宁府），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商丘（宋称应天府，金称归德），建立了以颍昌、陈州、商丘为据点的外围防线；宗弼与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镇国大王率主力屯汴京，机动作战；山东方面，金将赤盏晖的部队控制着登、莱、沂、密四州，掩护汴京的侧翼；在豫西，金国的河南尹李成、王胜等人率军驻守西京洛阳、河阳，构成了汴京的西部防线。
关于岳飞在北伐中的具体战斗过程，前人已有充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岳家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大致是经德安、平靖关、信阳军北上，直扑蔡州、郾城，整个北伐大约持续了一月时间。从6月底到7月27日岳飞奉诏班师，岳家军与金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交战，所向无敌、连战皆捷，基本实现了岳飞扫清外围，最后会攻汴京的战略计划。
7月14日颍昌大战后，岳家军乘胜追至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宗弼亲率10万大军迎战，又被岳飞以背嵬军500骑摧破，于是退回汴京固守。
□ 朱仙镇大战后的中原战场形势
朱仙镇战后，中原战场的形势非常微妙，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中认为：“虏人巢穴尽聚东京，屡战屡奔，锐气沮丧，得间探报，宗弼已尽弃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这种说法表明了岳飞对当时战略形势的观点，但是否符合事实，很值得商榷，金军确实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否已“锐气沮丧”，准备逃走，这缺乏明确的记载可以佐证。
首先，我们之所以说宗弼主力一败再败，逃回汴京，这主要是基于宋人的记载，《金史》是概不承认的，《宗弼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金史》是元人所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女真人避讳，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说“宗弼再提兵，与宋将岳飞战，连败”，承认了失败，但也没有提到金军陷于瓦解的情况，宇文懋昭是所谓淮西归正士人，习知金国情况，其说或不虚。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在宋人记载中空前激烈的所谓郾城大战和颍昌之战，对金人来说，可能还至于伤其原气。金军在汴京周围，仍保有强大兵力，韩常在长葛还有5万兵力，韩世忠围攻淮阳军不克，张俊、王德、杨沂中的主力迁延时日，还在亳州、宿州一带徘徊，商丘仍在金军手中。
朱仙镇之战，后经文艺作品的演绎，流传众口，但在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史书提及这次战役，因此很可能是出于虚构，既令属实，则宗弼以10万大军出征，虽被岳飞500精骑摧破，但这种小规模战斗，不可能消灭宗弼太多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却有记载表明，当时宗弼不仅不准备放弃汴京，而且颇有故示虚弱、诱敌深入的可能，史载宗弼“与龙虎大王等会于东京，议以为（宋军）诸帅皆易与，独岳飞孤军深入，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也说“方宗弼夜弃京师，将渡河，有太学生扣马谏曰‘愿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宗弼曰‘岳少保以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城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也？’生曰‘不然，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宗弼亦悟其说，乃留居”。在《大金国志》中亦有宗弼“出入许、郑之间，签两河军，与番部凡十余万，以谋再举”的记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金军根本没有北逃的打算。
然而，7月16日，岳飞得知忠义军统制赵俊、乔握坚等人在金军后方攻下赵州后，便高兴地上书宋高宗说“金贼近累败，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过河，唯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南，此正是中兴之时”。显而易见，岳飞把宗弼派遣8000人过河，看成是金军主力即将撤离汴京的征兆，其实从以后的记载看来，宗弼遣兵过河，很可能是为了镇压后方的义军，应是正常的军事部署，岳飞认为金人将遁恐与事实不符。
当时的中原义兵蜂起，金军处境确实困难，但远没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宗弼在汴京“签军”，无人应募，本是意料中事，应不会影响女真士兵的士气和斗志,《宋史?岳飞传》提到：“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千户高勇之属，皆密爱飞旗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似乎金军内部分崩离析。
然而，这些记载未必可信，昭武大将军韩常愿内附，岳飞派贾兴与其联系一事，就值得怀疑。韩常，燕山人，是宗弼的腹心将领，累战有功，按《金史?百官志》说法，昭武大将军是正四品武职，官位不低，宗弼的女婿夏金吾也不过是正三品的金吾卫上将军，且韩常又是一员夏侯敦式的勇将，建炎四年的富平大战中，张浚以20万大军包围金兵，“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既出。”以韩常之勇，难以理解他会因暂时的失利而请降于岳飞。
以往的史料，对于河北义军的战斗力，也作了过高估计。关于这些义军的兵力，其说不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说是四十余万，到了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突然变成了百余万，如此编造夸大史实，几近儿戏。诚然，两河义军牵制了大量金军，金国怀州守将－以“狡黠”著称的乌陵思谋甚至召集父老说“若南宋军来，则不必尔等为计，我当纠率郡人，开门纳王师矣”，但这只是稳定人心的一种权谋，并不代表金国统治已陷于瘫痪，所谓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行”，有些言过其实。
当时的义军成分复杂、组织松散、装备简陋、互不联系，缺乏统一指挥，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想攻克金军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如绍兴八年（1138年），忠义军民兵十多万人打着岳飞旗号，围攻郓州，时金国守将完颜昂仅有5000余人，双方相持几天后，占绝对优势的民兵居然攻之不克；此后，民兵又转围邳州，那里的金军只有1000多人，民兵强攻不克，又挖掘地道，都被金军一一挫败，最后金国派来援军，抗金民兵遂一哄而散。
郓州、邳州位于山东，邻近南宋统治地区，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相当好，表现尚如此不济，在金军和伪齐政权盘踞多年的中原，情况不问可知。
对于金宋战争的总体形势，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诚然，在残酷的战争中，南宋方面成长起了一批以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为代表的名将，不堪一击的情况早成历史，金军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势如破竹。因此，金熙宗后，金军由全线进攻，转为对川陕、河南的重点进攻，也是这种形势的反映，金将韩常承认：“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也。”可见，金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以往，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南宋政权已具备了彻底收复中原甚至灭金的实力，则未免言过其实，就以这次北伐而论，岳飞虽然屡传捷音，但随着张俊、韩世忠、杨沂中的撤退，岳家军事实上已成孤军，宗弼的主力得以集中对付岳飞，这就使中原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在今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岳家军勇往直前，形势一片大好的描述，其实当时的形势对岳家军来说，可谓空前严峻、空前险恶，由于战线过长，岳家军分兵把口，主力已经陷于分散，在《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中，岳飞提到“本司所管军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且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七月中旬，岳飞又上奏朝廷，“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言词之恳切，情绪之激动，可见一斑，对此，不少史书都有记载。
例如《宋朝南渡十将传》云：“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后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等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刘锜。”刘锜手下将领认为“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顾全大局的刘锜认为“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于是分遣别将雷仲、柳倪趋太康县，诸将以为“贼在沙河，而趋太康，非路也”，刘锜料敌如神，告诉诸将“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当夜，宋军进至太康，金军果然闻风遁去，岳家军才得从容撤离。
当时，刘锜本已奉诏“择利班师”，但他根据战场形势，没有“轻为进止”，只是命左军统制杜玘、右军统制焦文通率军东下镇江，刘锜的军队分为前、后、中、左、右、游奕、选锋七军共1.8万人，除去左右两军后，所余者不过万人，但刘锜不顾兵少力弱，仍果断出兵援助岳飞，足可证明刘锜不愧为名将。
顺昌围急时，岳飞没有积极救援；岳家军处境危急时，刘锜却不计旧怨，毅然伸出了援手，单凭这一点，刘锜和岳飞的将道高下，可谓云泥立判。
□ 岳家军与宗弼军的实力对比
关于岳家军北伐时的实际兵力，史书一直缺乏明确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关岳家军兵力的零星记载来分析了。
建炎二年时，岳飞还是一名小校，有兵2000人，受东京留守杜充的节制，建炎四年，岳飞孤军克复建康，这是他赖以成名并受知于宋高宗的一战，史载当时岳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二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绍兴二年夏，岳飞平定曹成之乱时，兵力为1.2万余人，同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建议宋高宗北伐中原，在奏折中也提到“今张俊军三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一千，王燮军一万三千，……刘光世军四万。”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南宋的兵制变化很大，也不是很规范，募兵仍然盛行，因此军中士卒拖家带口，具体数目很难准确估计。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整顿军队，将原来的神武左、右军和御前巡卫军整编为前、右、中、左、后、选锋、护圣七军，每军皆设统制，各军兵力不详，但杨沂中为中军统制，仅辖6900多人，岳飞为神武后军统制，却有兵一万余人，后岳飞奉调到虔州镇压农民起义，有众2.4万人，可见在当时已算是手握重兵了。
《宋会要辑稿》也说，“契勘江西见有岳飞一军二万余人，理宜就便差拨”，这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暗合，可见当时岳飞所部大约为二万人左右。
绍兴四年，岳飞提兵北伐，进攻伪齐的襄、邓六郡，在“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中，他请求宋廷增兵，称本部人马现有28618人，准备扩编到6万人，经宋高宗批准，将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崔邦弼、颜孝恭的部队编入岳家军，时崔部有3000人，颜部1900人。这次北伐中，岳家军的对手不是金军主力，因此战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军队减员很少，相反，从俘虏中补充了有生力量，兵力迅速增强。绍兴五年（1135年），岳家军在洞庭湖平定杨幺起义军，“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兵力又有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
也是这一年，宋高宗因神武是南北朝时北齐军旧号，因此又改番号为行营护军，分别由当时位高权重的五位大将统率，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介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这五支大军成为南宋军队的主力，韩世忠等人也被称为五大帅。
绍兴九年（1139年），韩世忠、岳飞、张俊三人所部的统制、统领、将官813人，又奉诏各进秩一等，这样，三大护军的实力又有增强，大致情况如下：
韩世忠的前护军8万人，辖统制11，统领13，正、副、准备将189，约有63将的编制，以淮东楚州（今江苏淮安）为基地；
刘光世的左护军5.2万人，辖十军，先以池州、庐州为基础，绍兴七年（1137年），刘光世因畏敌避战，被解除兵权，淮西兵变后，左护军名存实亡了；
张俊的中护军8万人，辖十一军，以建康府为基地，有统制10，统领14，正、副、准备将297，共有99将的编制；
岳飞的后护军10余万人，以鄂州（湖北武昌）为基地，辖十二军，有统制22，统领5，正、副、准备将252，共84将的编制；
吴玠的右护军7万人，以兴州（陕西略阳）为基地，编制情况比较复杂；
除去以上五大主力之外，南宋尚有刘锜的由八字军改编的侍卫马军司，大约2万人；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大约有3万人左右。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岳飞的后护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按目前掌握的记载，大致分为十二军，包括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其中背嵬军是岳飞亲兵，最为精锐，《云麓漫钞》记载“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所谓“背嵬”就是给大将背酒瓶的人，“燕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之人负之”。
作为岳飞的亲随，背嵬军是一支疆场决胜的强大力量，据记载，仅骑兵就有8000人，岳珂也说“颍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袁甫在《蒙斋集》中有诗赞：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候，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
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的实际兵力，估计应为10万多人左右，这有多项史料佐证，如“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云“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独醒杂志》说“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可以一当百”。《中兴小历》记载秦桧党羽诬蔑岳飞的说法，有“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等语。《鸡肋集》也提到：
“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岳候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
刘光世军5.2万人，岳家军既然用度比刘军加倍，则至少应有十万之众，到绍兴十年，岳飞所部的将校级军官较之绍兴五年增长了1.8倍左右，每位将领所率的平均兵力从绍兴五年的3300人下降到绍兴十年的1200人，岳家军的军官比例之高已经远超其它四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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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传
作者: 邓广铭
ISBN: 9787108026514 〔十位: 7108026511〕
页数: 479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 28.0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3
《岳飞传》为作者研究宋代人物之力作，也是综括研究两宋之际政治军事的重要史著。此书初版于1945年抗战胜利之日，后经两度大幅增订修改，再版于1983年。书中准确地勾画出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真切地描述了岳飞的事功、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并且对于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了公允评价。凡此种种，皆反映出作者的“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得到学界“以非凡之史才，写一流之史书”（周一良语）的高度称誉。
作者简介 ······
邓广铭（1907—1998）北京大学教授。山东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宋史职官志考证》、《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岳飞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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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传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 岳飞：《满江红》 一曲浩气如虹的《满江红》，字字铿锵，句句沥血，展放了一代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壮志未酬的英雄气概。每当后人学子诵读起岳飞这篇千古绝唱，不禁肃然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