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件的细节是什么？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舆论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司法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上诉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未来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山东辱母案事发细节“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亲讨债的人。这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其母亲和于欢本人的行为。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姑妈回忆目睹侮辱妈妈 于欢“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了什么啊？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呢，还不来钱去卖去，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象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他们不让进去，一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妈妈都坐着，那边的人是站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他两个是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案、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着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里的人听说打110了，他就问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着吗，他就问是你打的110吗？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看了看手机不是我打的，因为我打没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机摔了，把我踹了一脚。于秀荣：警察来了他们就直接进接待室了。进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来了，我以为和往前一样说说，他们就不再闹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于秀荣：就是这个时间我没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后，110进屋了我们就回来了，我没想到出事，我见110要回去了，我就拦了110的车，我就在110的前头截住他的车，我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压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她两个，她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抓一个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你，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他们110一块儿进大厅。走到大厅台阶，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出来了，往外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于秀荣：对、对。110进了接待室时候。110进去以后，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来，他两个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110要走，他两个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110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然后就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于欢，今年22岁，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着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判决书没提及的细节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等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 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 确实并未能得到体现。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
关于山东苏银霞的作文
自信是人生的要点，也是通往成功的石径。当你说出“我不行”。这三个字时，那么你可能已失败了一半。没有尝试，又怎么知道自己不行。我也尝试过因为没有自信而失败的经过。那是一次，学校要选运动员，当老师让我试一下的时侯，我切说出了三个字“我不行”这三个字让我十分后悔，就是因为这三个字让我失去了一次自我展现的机会。朋友，可别税：“我不行”。别让这三个字蒙避了你的才华。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将是21世纪最失败的人。可能你长得其貌不扬，胜至有些丑陋，但你能因此失去信心吗？不，朋友你应该昂起头来，相信自己，不要自卑。自卑不能代替什么，只有信心才能让你成功。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都有可供挖掘的潜质，现在的青少年都像一块还未经雕琢的宝玉。所以你们不能因为什么不漂亮、有缺陷而失去信心。想想海迪姐姐，她不是半身不髓，但她仍坚强学习，到了最后成为现代作家。然而你们却不相信自己，放弃了自信，让自卑代替了自信。记得黄石公的一句名言：“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朋友，别再说“我不行”了。别在叹息自己。让自信带着你飞到胜利的顶峰；让自信给你成功。
山东辱母案是怎么一回事？
4·14聊城于欢案是指2016年4月14日，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冠县的刑事案件。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2016年4月14日，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搜狗百科4·14辱母杀人案山东辱母案一般指4·14辱母杀人案4.14辱母杀人案是指2016年4月14日14时，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冠县的刑事案件。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骚扰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目睹其母受辱，从工厂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2018年1月6日，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中文名4.14辱母杀人案又名4·14聊城于欢案当事人于欢致死者杜志浩债务方苏银霞债权方吴学占地 点山东省聊城冠县最终裁决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收起人物关系苏银霞：女企业家，债务方（借款人）。吴学占：地产公司老板，债权方（贷款人）。杜志浩：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被刺后自己驾车去医院并在医院门口与人争吵，延误救治时机失血过度死亡。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于欢：苏银霞的儿子，因母亲被催债人羞辱而刺杀催债人杜志浩。事件起因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2009年，苏银霞创办冠县工业园内的源大工贸，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因公司资金困难，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两次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表示，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2016年4月13日，苏银霞到已抵押的房子里拿东西。据她提供的情况说明，在房间里，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事件经过案发地案发地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1]事件审判苏银霞为于欢写的陈情书苏银霞为于欢写的陈情书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2017年2月17日，山东聊城市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于欢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从轻处罚。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2]2017年5月20日，于欢案二审庭前会议召开。[3]2017年5月27日，于欢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4]2017年5月27日，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庭审结束，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法庭将择日宣判。2017年6月23日，于欢故意伤害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5]2017年12月，于欢案背后吴学占团伙涉黑案召开庭前会议。事件处理“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不过，“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等围绕案件的争议并未因判决结果而就此停歇。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说，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此案一审中，自首没有认定，对方涉黑的问题没有认定，警方也存在涉嫌不作为的成分。此外，死者也有因自身因素耽误救治的情节。殷清利表示，根据于欢及其姑姑的强烈要求，将来会准备先打一个行政官司，起诉当地派出所不作为的行为。在于欢案件的二审庭审中，也准备申请法院将涉及到的公安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移交相关监察部门处理。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2017年3月26日凌晨，法制日报披露“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全文
普法剧《底线》有多真实？这部剧中的案例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吗？
普法剧底线中的案例基本上都是根据真实案件进行改编的，所以观众认为这部剧非常真实。电视剧涉及的10起案件，这些案件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比如备受关注的辱母杀人案、主播猝死案、抚养权变更案、被闺蜜男友伤害案。如果想要重新展现这些案件，非常考验编剧。如果编剧对法律知识了解的少之又少，这样一定会暴露出更大的漏洞。没有办法赢得观众的喜爱以及认可，因为这些案件非常复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总能够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是通过现在播出的情况可以没有想到感受到这部剧的可看性非常高，如果是专业学习法律的学生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以及道理。制作组需要将原型案件了解一清二楚，可想而知这个过程异常艰难。在top高校生师母案件中，观众能够明显的猜到这个案件的主人公是吴谢宇。吴谢宇是北京大学的一位高材生，但是他亲手伤害了自己的母亲。大家很难想象吴谢宇为何会产生如此可怕的想法，吴谢宇被捕归案之后，每位网友对案件的关注度非常高，所以电视剧可能想要探讨原生家庭。有的时候衍生家庭会对孩子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孩子的心理逐渐变得扭曲。法律一定是公平公正的，影片中涉及到很多温暖的场面以及镜头，除了这些冰冷的案件之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任何一起案件的发生除了追究原因之外，还可以起到一些警惕作用。影片中的法官直接和受害人、被害者家属进行接触，所以可以给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哦更好的了解法官的工作日常。
《底线》为何敢将当时轰动全国的“辱母杀人案”和“主播猝死案”拍进剧中？
《底线》是一部由靳东、成毅、蔡文静等主演的电视剧，以星城法院被背景，通过读一个个具体案件的解析，诠释我国的法制进程。电视剧一开始，就是两个改编自真实案例的故事，雷星宇案和骆优优案。其中，雷星宇案改编自山东的于欢案（辱母杀人案），骆优优案改编自主播猝死案。电视剧开局选这两个案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这两个案子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于欢案”，当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它既涉及到了民间借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法律问题，又涉及到了辱母这种人伦情感的问题。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被告，让法院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是对司法的严峻考验。同样的，主播猝死案也极具代表性。当今的自媒体时代，全国有多少主播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打开手机，里面到处都是。主播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职业，相关法律还没有跟上，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主播和公司的经纪合同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就比如外卖行业，外卖员跟平台不签劳动合同，出现纠纷要怎么处理呢？剧中，主播猝死案的判决跟以往的案例都不一样，更没有采纳经纪合同的证据，绝对算是司法的一大进步。其次，这两个案子都涉及到了舆论跟司法的关系。雷星宇案，舆论是站在雷星宇一边的，支持正当防卫的结论，骆优优案，舆论是站在公司一边的，觉得骆优优的父母是“吸血鬼”，但法律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受舆论左右。虽然雷星宇案的二审推翻了一审，但这也恰恰说明司法的严肃性。实际上，看剧的观众会发现，《底线》中不光是辱母杀人案和主播猝死案，还有很多来自于现实案例的故事，比如“江歌案”也同样被改编到了剧中。我们国家虽然不属于海洋法系，但是案例还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