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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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是好人还是坏人

肃顺是坏人。肃顺一般指爱新觉罗·肃顺。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1月26日-1861年9月),清末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贵族,字雨亭,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自道光中期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帝信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前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是年十月二日夜,肃顺在护咸丰帝梓宫回京途中,行至密云被捕,随后被斩于菜市口,年四十五。历史评价:《清史稿》:“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於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於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於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翁心存:“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翁同龢:“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曾国藩:“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薛福成:“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后遂入值军机,屡兴大狱,窃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贼害,怨毒繁兴,卒以骄横僭似,获罪伏法,其人固无足论矣。”蔡东藩:“若载垣、端华、肃顺辈,以宗室懿亲,不务安邦,但思擅政,何其跋扈不臣若此?无莽操才,而有莽操之志,卒之弄巧成拙,反受制于妇人之手,宁非可媿?”

肃顺是个怎么样的人

肃顺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清史稿》对他颇多微词。但是近来研究发现肃顺有许多作为值得赞赏。铁腕吏治整肃官场政风。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户部宝钞案,“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增加通货,促进市场经济。肃顺最早提出应停止对旗人的供养,相传肃顺鄙视满人,尝曰“咱们旗人混蛋多”“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用人不因民族,唯贤是尚,提拔重用郭嵩焘、尹耕云、王闿运、高心夔、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人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故文忠公之才略。”。对外英法联军态度强硬,对俄国主官伊格纳提耶夫签订《瑷珲条约》的贪婪要求也给予痛斥,“才识在满大臣中实无其比”


陈萍萍是好人还是坏人?

《庆余年》中,陈萍萍虽然看上去很坏,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但他并非坏人,他是站在范闲这一边,而且最后帮了范闲一个大忙。陈萍萍对范闲有知遇之恩,但这并不是因为陈萍萍善心大发或是看范闲有天分,而是因为范闲生母叶轻眉。陈萍萍感激叶轻眉对自己和庆国的帮助,惋惜叶轻眉英年早逝,出于对叶轻眉的仰慕,陈萍萍决定好好打造范闲,以免范闲碌碌无为。范闲人生目标和各项能力都是在陈萍萍的监督下逐渐成形的,陈萍萍虽然很严厉,但对范闲是真心喜爱,陈萍萍也希望范闲能通过学好武功逃过庆帝的追杀。陈萍萍后悔没能阻止庆帝害死叶轻眉,后悔自己识人不清错把小人当君子,所以加倍对范闲好,弥补自己心中的亏欠,把范闲培养成了九品高手,只可惜陈萍萍没亲眼看到范闲杀庆帝报仇。陈萍萍恨庆帝是因为庆帝害死了叶轻眉。早年陈萍萍深受叶轻眉的影响,将她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庆帝为了权利将叶轻眉害死,而他的治国理念也与叶轻眉背道而驰,所以陈萍萍对庆帝意见很大,但一时又拿他无可奈何。直到范闲的出现,陈萍萍才确定,扳倒庆帝的机会来了。《庆余年》中陈萍萍对范闲很好,因为范闲生母叶轻眉是陈萍萍的知己,陈萍萍深受叶轻眉人人平等和百姓大于君王思想的影响,甚至对叶轻眉有好感,叶轻眉死后陈萍萍对叶轻眉独子范闲颇为照顾。范闲原本只是个普通的野小子,陈萍萍是范闲人生指路的明灯,陈萍萍教会了范闲各种技能,把范闲从一无是处的傻小子,变成了精通毒药、武功和阵法的天才。陈萍萍一生都在为庆帝服务,小时候是老王府的小太监,陪着庆帝一起长大,长大后成了庆帝心腹,检察院成立后,庆帝派陈萍萍做第一任检察院院长,监督百姓和各位大臣。起初陈萍萍和庆帝的确很亲密,很多庆帝不方便出面的事情都由陈萍萍去办,那些刺杀任务和开拓疆土的重任都是陈萍萍以性命为代价换来的。可庆帝却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阴狠毒辣,陈萍萍和叶轻眉一样心怀天下,想要百姓获得更多权力,可庆帝不许,还因此害死了叶轻眉,陈萍萍得知真相后,就开始悄悄谋划推翻庆帝的统治。

慈禧和奕忻把肃顺杀了以后如何一手执政?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她与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并尊为皇太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粉碎了八大臣势力。奕?被封为议政王,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并改年号为“同治”。
   垂帘听政进行的场所,养心殿东暖阁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慈禧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之甚少,她也作出很多愚蠢的决定,阻碍了洋务运动的进行;再有,当改革可能损害她的统治时,她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集权。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机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母后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荒唐决定。
  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兼外甥4岁的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两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1865年—1870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侵入并且窃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5年,慈禧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清军于1878年1月收复新疆。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
  1881年4月8日慈安暴亡,卒年45岁,有人认为是慈禧所害;从此慈禧实现一宫独裁。
  1883年—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定了《中法新约》,又使法国获得了不少侵略利益。战争之初慈禧借战事不利,把责任推给以奕?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将他们全部革职,史称“甲申易枢”,从此慈禧完全掌控了朝政。
  1889年2月,光绪大婚,名义上由光绪帝亲政,慈禧又训政了数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颐和园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的话。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面对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她无法再一意孤行,大摆排场,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缩减了生日庆典的规模,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次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求和,3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后以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希望强国但又担心光绪会借变法脱离她的控制。对于变法慈禧最初表示支持,但她随后把军权,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光绪发布帝“明定国是上谕”(即《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光绪帝的变法触动了满洲贵族,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起来,竭力反对变法,慈禧最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杀害了谭嗣同等六人,扼杀了“百日维新”运动。
  19世纪末,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当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对列强宣战。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规定赔款4.5亿两,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1902年初,慈禧与光绪帝回到北京。从此之后,慈禧“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至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确立。
   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为了维持统治,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就宣布实行“新政”,进行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的改革,但改革的目的决定了改革不彻底,同时清政府的腐败使许多改革措施在实施时也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正是在中国东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使中国主权再一次被严重践踏;东北人民遭受巨大苦难。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慈禧不得不作出要立宪的姿态,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维护皇帝的“君上大权”,过渡期更长达9年,事实证明,预备立宪只是一场骗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她命立醇亲王载沣子、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次日,慈禧病死,年七十四,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一、区别1、定义不同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2、表现形式不同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二、联系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扩展资料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历史与文学区别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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