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土司制度从何时开始的？
中国第一大土司是沙马宣抚司。住牧昭觉县古里拉达区日哈乡，由贵州亲族安岗之子上门承袭。土司又称土官，酋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土司的由来明代既是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开始制约和削弱土司势力，因此又是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起点。明朝平定云南后，自洪武至正统年间 1368到1449，采取各种措施乃至战争手段，粉碎了分裂势力麓川引发的边疆危机，西南边疆版图得到极大拓展。明朝版图最盛时几乎包括了今缅甸全境，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已不能满足此时的边疆控制需要，为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疆域形成。
土司制度是什么意思？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绥靖政策，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被授予土官之职，形成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推行，沿袭到清代前期，其中个别土司“世袭”到民国年间，元代楚雄境内被授予职司的土官主要有：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高氏，姚安路军民总管高氏、武定路军民总管矣检，郑南州同知段氏等。受封的土官多为彝族，也有白族、傣族。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滇，土司们纷纷归降，朝庭保留了各路土司所世袭的土官之职，并按其官衔分封为：土知府、土同知、土府通制、土府经历等。最大为州府一级，最小者类同乡保长。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中央王朝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土司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印信，在经济上有时也享受减免赋税的优待。减负优待或因天灾，或因战事，或为示恩宠。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属下的百姓就是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土家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和土司盘剥的双重压迫，生活于水火之中。元代的土司制度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起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作用,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司制度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巩固了边疆。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元朝时期，中国版图空前强大，如何巩固边疆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元朝统治者表示，只要边疆民族表示臣服，就不再干涉其对本地的管理。如此一来，元朝不必耗费巨大的精力来治理边疆，土司疆界成为一道坚固的防线，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明朝初年基本上延续了元朝的边疆治理方式，并将土司制度发展到极致。二是节约了行政成本。历代中央政权都会考虑对民族地区的投入与产出的问题，也就是行政成本的问题。民族地区多是边远地区或高寒山区，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粮食为主要收成、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时期，中央王朝能够从民族地区获得的税收和物产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他们对民族地区的主要期望是保境安民，税赋或者地方特产，如马匹和木材之类的物资还在其次。土司在向中央政权臣服之时，一般会表示愿意缴纳的税赋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如数缴纳，一旦遇上水旱之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土司都会向封建皇帝报告，请求减免税赋，皇帝通常都会应允，并且给予一定的物资帮助。土司进贡地方特产后，皇帝也不会只进不出，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还会回赐比进贡物价值较高的钱财，以凸显王朝的恩威。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体现的主要是行政隶属关系，经济依附关系并不明显。土司“因俗而治”的管理模式，使得中央王朝不必在边疆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三是促进了各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相邻的土司之间土地相连，在以土地为主要财富和生产资料的时代，土司之间往往会因为土地互起争端或者是相互妥协。土司与土司以及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三角关系，土司之间的争斗不得不考虑到王朝的权威干预，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博弈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土司趁机渔利。这种牵制使得多方关系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相安无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四是保护了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的积淀，在“同化”的过程中难免受到强势文化的侵袭而流失。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方式给了少数民族很大的自由空间，保护其传统文化免遭重创。土司制度的历史局限性“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是封建王朝对土司的主要策略，使用这种策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土司进行有效管控。而土司也并非言听计从，往往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势，使得中央政权不得不考虑“改土归流”的进程。这个进程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为中央政权一直没有解决土司制度的完美方案，以至于中央政权频繁更迭而土司制度却一直屹立不倒，于是有了“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之说。毕竟由于土司制度相对封闭，对内推行残暴统治，对外争战不休，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难于解除，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旦中央政权具备足够的力量，便对其实施干预。在明代，随着明王朝的稳定，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土司制度的局限性，“改土归流”的意见逐步得到采纳并初步实施。到了清代鼎盛时期，王朝实力雄厚，于是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基本上被摧毁。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土司制度在民国时期仍然残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党和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给予各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支持。近年来，民族地区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土司制度的历史定位和作用，即土司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有一定借鉴作用。“因俗而治”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高明的政治策略。然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体系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刑事案件上也是采用调解的方式，不希望国家权力的介入，这与国家法律精神是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律与民族风俗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契合点，要保证国家法制体系的权威，也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土司时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相当重视，比如要求土司子弟及近亲到京师学习封建礼教文化，有的还在民族地区开办了教育机构。虽然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封建统治的维护，但是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如今，造成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受教育条件的不平衡。“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互补，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克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