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蝶贝蕾公司是什么？能做吗？
异地的弊端主要有一下几点： 1、 投资太大 高起点申购21单要一次性投资69800元 同时 做行业的战线比想象的要长 甚至要长得多 你必须要有充足的运作资金你才有坚持不懈的资本 行业里有很多因为后面没有钱生活 只能出去打工挣些钱再过来或者干脆含恨离 2、 压力太大 行业里面的大多数人都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市场破坏的压力 第二种情况是发展困难的压力 第三种情况是没钱生存的压力 第四种情况是能力欠缺的压力 第五种情况是宏观调控及道德方面的压力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的每一个人都承担着这样的压力 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崩溃的边沿，每天都接受着痛苦的煎熬 3谎言邀约 做异地一般需要通过谎言相约把人带到那里 相助邀约的一般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 这些感情都是经过很多年才培养出来的 如果合作愉快当然最好 假如合作失败 将很容易失去亲情 友情和爱情 这么多年的人脉和名声有可能便毁于一旦 4异地运作 异地操作的模式要求必须全职不能兼职 也就意味着断绝了未来的收入来源 这两年要坐吃山空！而且经营管理二十条规定 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够人性化┫┳┳┳┳┫ 小磊 ┫┫ 773 ┫┫ 056 ┫┫ 082 ┫┻┻┻┻
蝶贝蕾传销为什么敢把人放走
慧杰是山西人，2014年7月他从山西一大学毕业。2015年初，被初中同学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天津静海，随后加入“蝶贝蕾”。 慧杰将自己误入传销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社会经验。刚开始时，他说自己从不把“蝶贝蕾”当做传销看，他最后的逃离是因为发现根本挣不了钱，“我是2016年年底出来的，在这期间投入了2万多元，自己一分钱也没挣到。” 其实，在中国众多的传销组织中，“蝶贝蕾”是一个老牌传销组织。 公开信息显示，自2005年开始，“蝶贝蕾”的一些成员加盟贵州虹跃集团的下属公司贵州虹跃药业有限公司，披起了“合法”的外衣。 在传销的分派中，它又属于典型的北派传销。北派传销属于低端传销，上当受骗的人年龄较小，层次比较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大学生占有很大比例，条件简陋，“吃大锅饭、睡地铺、上大课”。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1993年出生的慧杰说，他所在的团体里面，他的年纪都是偏大的，“年轻的最容易被‘洗脑’，洗得也最彻底，所以很多人都解救不出来。” 与南派传销相比，北派传销最终目的都是对受骗人员进行人身控制、消磨意志直到精神控制，“新人加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没收手机，对他进行控制，继而给他‘洗脑’。”慧杰说。 而“蝶贝蕾”对外称直销，主要以感情邀约、介绍工作为由，给出高薪来利诱，在受害者到来以后，以恐吓、威胁，甚至对其进行人身伤害，来控制受害者。 最后让新加入者交2900元或3900元买一套产品，每人可以购买1到30份，只有购买了产品，才可以发展下线，成为真正的会员。 “蝶贝蕾”组织成员待的地方被称作“家”，接收求职简历和让员工面试的职位叫做“网上”，从最底层“帅哥、美女”、新老板、小扛、大扛到大导五个级别。 “帅哥、美女”是新进来的新人，买了第一份产品之后才可以成为老板，小扛才可以发展下线邀约新人，而一般能出去接人回“家”的都是高身价的小扛，他们在组织中投入大量自己的钱购买产品，不会跑。 慧杰发展了8个下线。他自称，逃出来时，他拉进去的人都出来了，这是令他欣慰的一件事，“出来后，和以前被我拉进去的同学都不联系了，不好意思啊！” 提起李文星，慧杰表示遗憾。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蝶贝蕾”到各个网站冒充公司发布招聘信息来发展下线的方式已经普遍，除了李文星，还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进去。求职青年之死正如慧杰所说，李文星在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上误入传销的圈套。 多家媒体报道显示，李文星应聘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科蓝软件，通过电话面试的方式让李文星误以为自己被录用。继而又以一个项目在天津为由，将李文星骗过去并将其控制。 河北保定20岁的李明（化名）也是传销的受害者，他求职经历和李文星类似，只是4个月后，他幸运地逃离了“蝶贝蕾”。 李明回忆称，在这4个月里，他一直计划着怎么逃离，“我是装着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买产品就买产品，取得他们信任。” 在一次外出聚餐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时，李明跑了，“他们抓我，我捡起一块石头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破了，路边两个看热闹的小伙子只在那里站着，后来来了个50岁左右的大妈护着我，不让他们打我，说我是他孙子，然后我趁机跑了。” 但是逃跑之路并不简单，在路上李明拦了很多辆车都不愿意载他，最后幸亏有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最后把他送到车站，他才得以脱身。 但是，李文星并没有这样的幸运。记者获悉，在此之前“蝶贝蕾”伤人事件就不断被媒体曝光。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5年6月25日晚，5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3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3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而李文星死亡的前因后果，依然等待警方调查结果。决战传销在此之前，“全国传销看北海，天津传销看静海”已经流行甚久，李文星之死引发舆论哗然，人们对天津的传销顽疾表示担忧。 随着媒体的报道，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20天后，天津静海区委连夜召开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表示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非法传销运动，“从速从重，决战20天，在静海彻底根除传销顽疾”。 其实，这些年以来，天津静海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 就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前的7月7日，天津静海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静海公安在多部门配合下，抓获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人员25名，遣返传销参与者数百人，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 而根据《中国工商时报》报道，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间，静海区工商、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400次，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5万次，刑事拘留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近百人，解救300多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 同时，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16个关于传销组织“蝶贝蕾”的判例，发现全部是天津地区的。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展开。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如今，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蝶贝蕾”的打击已经超过整整10年的时间。“不死”之谜 虽然国家对传销组织“蝶贝蕾”长时间严厉打击，但是常常遭遇死灰复燃的现实困境。 在慧杰看来，主要是大部分人被洗脑成功了，因此认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圆自己的发财梦。 他发现，在传销组织内部，一部分受害者在被“洗脑”后，不自觉地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平时都是被‘洗脑’成功的人，仅仅盯着新来的人，他们的唯一工作就是改变新加入者的思想。”慧杰说。 而另一部分人，即使在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之后，却不甘心自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也不会跑，即使你取缔了，以后他们还可能又去从事相关的传销行业，并且可能成为组织领导者。”慧杰说。 李明则表示，这与当地的风气不无关系，“当地人都把这种现象视为正常，这就给在里面的人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不违法的，是正常的行为。” 而令李明难忘的是自己的逃跑经历，“当时出租车司机把我载到派出所后，他叮嘱我，不要把他的信息透露出去，害怕传销成员知道后砸他的车。”李明说。 一位反传销人员表示，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而据相关统计，我国刑法在2009年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了3682件一审判决案件，仅752起案件认定了“情节严重”。也就是说，只有约20%案件的被告人量刑在5年以上。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梳理“蝶贝蕾”相关案例时发现，这些传销组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被指控涉嫌犯非法拘禁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这一罪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