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个政治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稳定人心，集聚力量与匈奴决战。但他没想到，儒家文化之后真的被利用作为中国社会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文化。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一、刘邦和项羽等，是以反对”秦法专制暴政”为由发动起义的，汉朝建立后，在官文化里，秦法依然是”罪大恶极”的，当然汉武帝也必须反对“秦法”，不可能公开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这涉及刘邦起义和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二、秦朝的快速灭亡，在刘邦等人的思想里 ，当然也一定程度认为是秦法的错。所以，刘邦一统后，毫不犹豫就实行周朝的分封制。而儒家思想正是要恢复周礼的。重提尊儒是顺理成章。三、刘彻从继位开始，就想要用兵对付周边形势了。经过一段的尝试，刘彻已经发现战争需要大量调集民力，这需要做好地方的工作，利用还存在的分封制可以把矛盾推给诸侯和地方政府，同时也让地方有政策的弹性去化解矛盾。这是刘彻决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为什么说汉武帝决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只是个幌子？其真正实行的是法家之道呢？一、从刘邦的“约法三章”开始，其实汉朝的法律也是很多的，而且是严格执行的，尤其在惩罚偷盗，抢劫等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上，在调集民力、奖励生产和奖励军功上，汉朝和秦法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汉朝军队的奖惩制度是最严格、最复杂的，甚至超过了秦军。二、汉朝刘邦实行分封制度的时候，就规定”非刘姓不能封王”，就已经说明刘邦也对周朝的分封制心存芥蒂。而且刘邦的中央财政税负普遍征收、封王的同时又设置郡县、各地均驻扎汉朝军队等措施，其实都一定程度保留了了秦朝的制度，而不是周朝的分封制。后来汉景帝又经多次削藩，汉朝的中央集权才逐步确立和巩固下来。刘彻能够发现，景帝传给自己的，是一个名誉上的“周朝”、事实上的“秦国”。再打出独尊儒术的旗号，可以避免儒家再次利用自己大作为时，又趁机制造舆论作乱，把自己搞成第二个秦二世。刘彻不可能看不到唯有法治才是大国之路，看不到秦国崛起并一统中原的法治精神的威力。刘彻从文景之治和削藩，当然知道儒家弹性文化、表里不一的危害，而不会真的授权给满嘴仁义道德的诸侯们去管理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强取豪夺了。三、儒家思想是讲究仁义和礼让的，汉武帝刘彻上台开始，就准备一雪汉朝长期受匈奴压迫、和亲政策的耻辱，他就根本没想过用”仁义和礼让”解决内外矛盾。事实上是：刘彻刚登基，就发动了征服东南的战争，为北击匈奴解决后顾之忧。刘彻任用的张汤，主父堰，卫青，霍去病，没有一个是儒家思想的人。刘彻在整顿朝纲时，已经开始训练军队了。通过法家的奖励生产、奖励军功、奖惩面前人人平等，才聚集起巨大的国力南征北战。征服东南、占据河套地区，又占据河西走廊、漠北一战灭匈奴、又占据新疆并驻军，打通丝绸之路……。刘彻为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勋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不是在儒家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的。汉武帝最后因深感自己连年战争，尤其漠北之战耗尽中华民力，导致民不聊生，深感愧疚，发《罪己诏》向天下谢罪，决定息兵罢战，休养生息。但此时一眼望去，汉朝已无威胁了。汉朝己成为当时东亚大地上的唯一强大帝国，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大帝国。这个时候，也许，儒家思想才开始抬头了。但是，汉武帝也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从汉武帝的行为看，他根本不喜欢儒家思想。他的治国方略，与商鞅，赢政如出一辙，只是的确多了点对百姓的”仁爱”，但是北击匈奴，彻底解除匈奴对北方的袭扰，谁能说不是对百姓一种”仁爱”？汉武帝也可以选择和亲政策，挑选皇家公主嫁给匈奴，每年向匈奴孝敬大量物资即可。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为发展经济减少了欺诈，包括杜绝了官家收粮食的欺诈行为，难道不是“仁爱”?!所以，仁爱的标准是很弹性的，汉武帝很清楚。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才修了长城，而且是维修不是新建，却就搞得厌声四起。关键是秦国实施法制使得儒家文人大量失业，趁机作乱。而刘彻做得彻底剿灭匈奴的壮举，与嬴政修长城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差别就是：刘彻吸取了嬴政的前车之鉴，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招牌，封住了儒家文人之口，北击匈奴才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刘彻如果再活20年，也许就”独尊法家、兼顾墨家，废除儒家”了。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帝王之一，匈奴在它的打击之下威风不再，南越在他兵锋所指之中臣服。而除此之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使得儒家开启了在封建时代上千年的思想统治地位。汉武帝追求的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说到大一统，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便是开创了第一个大一统皇朝的秦始皇，秦始皇扫平了六国，统一了文字与度量衡为建立大一统的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秦朝的时间太短，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完，清朝便已经灭亡了。汉朝几乎是继承了秦朝在大一统方面所有的遗产而建立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经过了文景两朝的积蓄，国力厚积薄发，正是汉武帝大展宏图的一个时期，然而不论是征伐匈奴，还是用兵南越，汉武帝都需要的是国内有一个统一的声音，这是为了维护征伐的顺利进行也是汉武帝统一的需要。汉武帝绝不希望国内还有什么类似墨家的“兼爱非攻”这样的不主张进攻的声音，也不希望延续大汉开国以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他需要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让一切的杂音都消除，全国上下凝结成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声音，都在为他说话，为他服务。只有这样他才能集中全部的力量对付外敌。董仲舒正是看到了这点才把儒学当成是“美女”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为什么会选择儒家来统一思想呢，其实不单单是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后世的君主们都选择了儒家，因为儒家就是最好的选择。儒家强调“礼”，孔子觉得天下的问题，就是礼崩乐坏。那么何谓礼，其实所谓的礼，并不仅仅是一般人理解的礼仪，他其实是一种等级，一种制度，一种控制人的方式。臣子向君王应该如何行礼，其实这之中暗含的就是臣子和君王之间地位与阶级之间的差别。同样的儿子如何向父亲行礼，妻子如何向丈夫行礼，这一系列繁琐的礼仪制度，实际上就是把人锁在了一个个的条条框框之中，确立了夫妻、父子、君臣彼此之间的地位的差别，推而广之，天下任何人之间的地位差别也由此确立。儒家的礼其实是一种等级，用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这无疑是保证上位者地位，确立其统治合法性的一大利器，所以汉武帝才会选择了儒家。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指什么？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儒术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但是在汉武帝那里，明显是把儒家的思想进行了变革，即采用儒家思想中对统治阶层有利的部分，而去除了那些对统治阶层不利的部分。所以，后世的学者才会把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称作儒术。实际上，儒家思想在董仲舒那里，变为了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孔子的很多初衷思想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儒家本来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由孔子所开创，是一种激励人们入世作为、克己复礼、修身做人的学说。但到了汉代，儒家一家独大，其他诸多思想流派被废黜了。比如诸子百家时期，流传甚广的道家、墨家、法家，后来都由于汉代在思想领域的镇压衰减了不少。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就是为了国家的大统一和思想的大同，而这也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有了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他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了。在思想统一的过程中，董仲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他首先把儒家思想和当时的朝廷需要非常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然后又吸收了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儒术。儒术的提出为以后汉武帝对他意见的采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独尊儒术的实施铺平了道路。董仲舒创造的儒术体系中，有三个思想要点，分别为：天人感应学说、大一统学说和三纲五常理论。天人感应就是用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解释社会政治活动，比如，天空出现什么异象了，然后就用来引导到政治活动尤其是国家的治理当中，这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性，但在当时却深得皇帝赞赏。毕竟那时科技落后，就算有人不同意，但也提不出反驳的根据和实证。既然没人反驳，那我说的就是对的。汉景帝时期，全国各地的诸侯出现了动乱，国家随时面临分裂的危险，为了实现统一，防止诸侯割据的局面，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大一统学说，不仅要在国家领土上实现统一，更要在思想文化上实现统一，用思想文化来巩固政治统一和政权的稳定。为此，汉武帝提出，凡是遵从儒家思想的人都会得到重用，而其他那些被看作是不入流的学说和思想流派，都要被废止。除了儒家思想，其他思想百姓们不许信，儒生们更不能信，否则就要治罪。为建立一套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同时也为了便于统治者进行统治，加强对政权和人心的掌控，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理论。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提出对当时的社会秩序的规整、道德人伦的确立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时至今日，五常依然对社会和人心发挥着道德规范作用。儒术虽然把儒家的部分思想给改了，但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 董仲舒没有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充斥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书籍，以及大学课堂和相关教科书中。直到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在内的名目繁多的有关“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表，便一目了然。但是，经相关专家考证，查遍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作和相关史料、文献，均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或记载。 网络配图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 网络配图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权神授，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 。 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实乃无稽之谈，他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些先进思想。如果说集百家之长，成于一家也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里的“儒术”本就是百家，又何谈罢黜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