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九大城门分别叫：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欸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则有小东门。1535年，都御史顾磷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改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改望泽门为望山门，改竹欸门为文昌门，改草埠门为武胜门，改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在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武汉九个古城门现在还看得到的只有起义门一座了，系为纪念武昌首义70周年而重建的。
从三国时期的公元223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圆仅二三里。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约二里。此后，隋文帝于589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古时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后来，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围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
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士英等62名绅士再次联名上书，倡议拆除武昌古城垣，通过拆城修路将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发展武昌经济，解决当时经济之困。他们提出了城垣存在的五个“弊端”：阻碍交通检查繁琐，人民出行不便内外隔阂，有碍治安空气闭塞，容易发生瘟疫影响城中商业。不过，由于拆城工程浩大，加之民国之初局势极为动荡，多数议员不赞同陈士英等人的议论，有的议员则尖酸地回应说：“不拆城放屁都不易散去，会闭死人的。”议论纷纷之下，当局反复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议搁置下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于9月16日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入城。
在胜利后的一次会议上，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
1926年10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作出了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城拆城办事处，整个拆城工程由政府招商承拆。但当政府官员到城垣各段实地勘察时，一些辛亥老人纷纷建言力保重要遗迹。当巡查到起义门时，张难先等人激动地说：“动这座城门就是为北洋军阀张目，痛恨辛亥革命！”随行人员尴尬不已。巡视到奥略楼时，石瑛等人表示：此为元代遗址，决不能拆！张、石二人德高望重，政府部门也不敢硬顶，于是这两处终于被保留下来。
拆城进展随着时局的变化时断时续，直到1929年，武昌城垣被全部拆毁，护城河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外，其他地方都被当时的士绅阶层购买建宅。城砖则被百姓取走。武昌城自此仅余城门名字供后人凭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因大规模改建武汉，汉阳古城垣大部分也被拆除，余下西门及两侧一段城墙也在1950年被拆，如今东门、西门、南门仅作为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砖一瓦，一寺一院，一街一巷，一歌一咏，一诗一画，这些历经历史风雨淘洗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栖息着民族历史的灵魂，传承着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民族的情感气质，是民族得以血脉绵延、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更是走向未来、实现振兴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