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主要是靠延长工作日。为此，资本家曾经运用国家法律来强制延长工作日。产业革命以后，机器的使用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创造了新的条件，成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同时，机器的使用还使小生产者大量沦为无产者，使女工和童工涌进劳动市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资本家有可能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最大限度。事实上，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已经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生理极限。
那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生产部门里，成年男工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有的竟长达12小时以上。殖民地和附属国工人的工作日之长更是惊人。此外，资本家还采取其他各种手段来延长工作日，工作日的延长，工人劳动力的过度消耗，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力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者未老先衰乃至过早死亡。
在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劳动的外延量易受到法律限制的条件下，资本家往往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劳动的“内含量”。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把劳动浓缩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9页）。
劳动强度提高以后，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消耗的劳动量增加了，生产出更多的价值。马克思指出，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他写道：“甚至不延长工作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 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