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财富多寡而论，宋朝堪称中国古代最富有的朝代，远远超过秦汉、隋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为宋朝的经济总量做出过相当客观的评估，认为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265.5亿美元，约占当时全球财富总量的22.7%，而人均GDP则为450美元，远高于同期西欧各国的水平。
按照一般规律，富有的朝代往往有意愿和实力来组建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强的军队，非此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然而，宋朝在历史上堪称“异类”，虽然富得流油，但军队的战斗力却很弱，版图也远不及其他大一统王朝辽阔，并且屡受异族的欺凌，堪称“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其实，宋朝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如此不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崇文抑武”的国策消磨了国民的尚武精神，也严重限制武将的自主性。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人跋扈而导致政局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的教训，不遗余力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对文臣士大夫极尽优宠之能事，并利用科举笼络天下英才。与此同时，则对军人采取防范、压制的措施，非但不允许他们参加政治，而且要接受文臣的领导。
受这种国策的影响，读书人的地位被无限拔高，而军人的地位则被无限贬低，久而久之，社会上自然会形成“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意识，以刻苦读书、通过科举入仕为征途，将练习武艺、在战场上博取功名视作末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的文艺气息固然提升很多，但尚武精神却被消磨殆尽，而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又怎能被锻造成勇敢无畏的雄师？
除了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外，宋朝皇帝对武将近乎神经质的防范政策，更是不利于军事的发展。皇帝为限制武将的自主权，不仅实行调兵权与指挥权相脱离、由文官担任监军、将帅平时与士卒隔绝等措施，而且还用“御制阵图”来指导前线将领在战场上行军扎营、布阵作战等事宜，严禁将帅自主行事。如此一来，被束缚住手脚的将领们，怎能在战场上取得佳绩？
而事实一再证明，只有破除对“阵图”的依赖，允许前线将领发挥自主性，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辉煌的胜利。其中，发生在979年的满城之战堪称典型案例。当时，宋军主帅李继隆果断抛弃僵化老套、华而不实的阵图，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地变化阵法，结果一举击溃辽军。然而，李继隆深得宋太宗的信赖，拥有自主行事的底气，一般将领哪里敢这样做？
其次，战马数量严重不足，并且尽失北方天险。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重要性堪比今天的坦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传统上养殖战马的西北、河套等地区早已被党项和契丹人占据，导致宋朝的战马数量奇缺。按照正史的记载，宋朝战马数量即使到达最高峰时，也从未超过5万匹，严重限制了它跟辽、西夏、金、蒙古等政权作战的威力。
更加糟糕的是，石敬瑭为了做皇帝，竟然将战略地位极端重要的幽云十六州拱手献给契丹（辽），由此使得北方天险尽失、中原门户打开，一旦遭遇异族侵扰时，几乎无险可守。虽然后周世宗在位时曾收复三关之地，但辽国依然控制着大部分北方天险，其对中原构成的威胁始终难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国防政策主要用于抵御辽军的南侵，难以腾出手来劳师远征。
最后，宋朝的对手大多是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民族，征服难度远超汉唐两朝。仅就北方战场而论，无论是汉朝的对手匈奴、鲜卑、乌桓，还是唐朝的劲敌突厥、回鹘，全都是组织化程度很低的民族，基本上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君主的权威性完全取决于部落首领对他的依附程度，并不能始终做到政令畅通、整齐划一。更何况，这些民族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决定了他们生存的脆弱性，远比不上过着定居生活的汉人。
但宋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辽朝、西夏，还是金朝、蒙古，无一不是由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的政权，君主的权威性跟宋朝皇帝基本无二，政令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这些政权在保留本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利用被征服的汉人大力发展农业、积蓄物资，生存的稳定性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击败他们，所需军队和物资远超汉唐，绝非宋朝所能承受。
正是由于上述三点原因，决定了宋朝无法效仿汉唐两朝，在击灭周边异族的同时开疆拓土，而只能采取保守主义军事策略，并将统治区域基本上限定在汉人的聚居地区，因而疆域要远远小于其他大一统王朝。不过，宋朝虽然战斗力很“渣”，版图远不及汉唐辽阔，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达到其他大一统王朝难以企及的程度，其伟大成就值得高度评价。
参考书目：《宋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 《 剑桥中国五代十国及宋代史》、《世界经济千年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