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范畴，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税收是与国家有本质联系的一个分配范畴。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
赋税是古代中国王朝成立和维护统治的一大重要支柱，赋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也是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一种政策措施。
当私有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时候，就已经为赋税提供了成长的温床，而当国家一旦建立起来，赋税就已经有了强制征收的名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以人丁为根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根据的财产税，即户调；以田亩为根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以成年男子为根据的徭役和兵役；关税市税等林林总总的其他杂税。
中国的赋税自夏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是以类似于税的概念的产物存在的，即为“贡”，据字面意思可理解为贡赋，从贝从武，以征而收。部落或者平民根据田地产出的一定比例来进行上贡。
到了商代，贡法逐渐演变为助法。助法实际为井田制度，将土地根据井字分为九份，外八田为八户的私田，则内一田为公田，八口共耕九田，帮助国家耕做内一田的公田，内一田即为赋税。
除上述农业赋税外，其实在商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商业手工业的赋税。商业和手工业在商代已经有所发展，但当时还没有征收赋税，即所谓“市廛而不税，并讥而不征。”
到了周代，为适应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开始对经过关卡或上市交易的物品征收“关市之赋”，对伐木、采矿、狩猎、捕鱼、煮盐等征收“山泽之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税收。
时间到了周代，农业税助法又经过了一番整改，从助法演变成彻法，即为每个农户分出一片土地，该片土地的产出数量即为赋税，需要缴纳给王室。“民耗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一词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期，税之一字才开始被真正提及。《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中就有出现“初税亩”一词。初税亩 是鲁国实行的以“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一项改革 ，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亩”指井田制下农民的份地，即所谓私田，与公田即领主自营地对称。税亩以前是“籍而不税”即实行助耕公田的劳役地租制，领主从农民剥削来的谷物限于籍田的收获。
由于农民勤于私田，怠于公作，导致西周晚年以来私田生产的发展和公田生产的衰落，贵族领主不得不废弃公田力役制，转而向农民征收私田生产物。
到了唐朝，唐承隋制，于唐武德二年推出了租庸调制。实行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
唐朝的均田制根据人丁分得田地，唐初每位成年人可分得一百亩土地。所分得的田地分为两类：口分田和永业田。
口分田为没有继承权性质的土地，是属于粮田，占所分得田地的80%。得田人死后，这部分土地是需要上交的，以备新丁再分配。
唐德宗建中元年，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困境，在宰相杨炎的主导下唐朝政府正式开始推行“两税法”。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有关赋税方面，唐高祖武德二年，皇帝下诏天下百姓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有关劳役方面，每个成年男性每年则需替国家服劳役二十日便可。
“两税法”虽然将“租庸调”的赋税和劳役加以合并分两次缴纳，但久而久之政府便慢慢将税收制度改革的来历忘得一干二净，导致税收项目混杂一团。
唐朝末年，因为统治集团生活的日益腐化和藩镇割据形成的天下混战局面，中央政府财政支付愈来愈多，入不敷出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每年在征收完两税之后，遇到政府要用钱和劳役的情况，免不了又要重新作出“力役之征”和“布帛之征”，然而这两个项目在两税中早已征收，现在再次对这两项作出征收势必加剧百姓负担。
北宋神宗时，王安石为解决以往各地田赋不均，税户相率隐田逃税，于熙宁五年坚决推行的税收方法，其主制地籍及各项簿册，并肯定各等地的每亩税额。要内容为：对各州县耕地作出清查丈量，核定各户占有土地的数量，然后根据地势、土质等前提编
1581年，明朝张居正为了增长财政收入，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用银两交纳。
至此，中国的税收由实物开始慢慢转向货币。
而到了清朝雍正时期，则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改革政策，废除人头税。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
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突破3亿大关，再到道光十四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为10亿），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