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2022年，中国人口可能出现了1962年以来首次下降。根据联合国统计预测，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将达到80亿人，但中国人口2022年开始或将进入负增长区间，并且即将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中国人口增速放慢早有先兆。2018年出生人口跌破1600万人，随后2019—2021年又大幅减少，平均每年少出生200万人。出生率从2018年的10.86‰下降至2020年的8.52‰，自然增长率也快速下降。2021年，中国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至7.52‰，总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下降至1.16。按照国际经验，随着经济持续发展，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中国未来人口增量将保持低位。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而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负担重。这背后隐含的经济原理是杠杆率过高，居民债务过重。高杠杆带来的不仅仅是出生人口的下降，还影响到城镇化进程、居民储蓄倾向、住房和汽车销售。在高房价、高杠杆背景下的高养育成本已经影响到国民的生育意愿。
未来随着人口增速的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有较大下降压力。因此增加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已经成为当下重要课题。我们认为解决人口减速问题不仅仅有鼓励生育这条道路，从海外引进人才也是一项重要途径。为防止出现类似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状况，中国应逐步重视海外人才引进。
风险提示：人口增速下滑；生育率继续降低；居民债务负担加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1、2022年中国人口可能已经下降
2022年即将结束，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人口可能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7月11日，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22》，该报告预测到2022年11月15日世界总人口将会达到80亿人，世界人口总数迈上新的台阶。但与此同时，联合国数据预测中国2022年中期人口或将比2021年中期减少6000人，从而正式进入负增长区间。并且中国即将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印度将于明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8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文章中指出：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中国人口增速放慢早有先兆。2018年出生人口跌破1600万人，随后2019—2021年又大幅减少，平均每年少出生200万人。出生率从2018年的10.86‰下降至2021年的7.52‰，自然增长率也快速下降。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率）为1.3；即便“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接连出台，生育率相比于2010年也只有微弱的反弹。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
按照国际经验，随着经济持续发展，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中国未来人口增量将保持低位。人均 GDP 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人均 GDP 超过 20000 美元的国家中大部分生育率都低于2。根据联合国调查统计，2021年日本出生率下降至6.57‰，生育率下降至1.30；韩国出生率下降至5.57‰，生育率下降至0.88。中国出生率已经下降至7.52‰，生育率下降至1.16。
从总和生育率来看，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在2.1以上，人口长期就是正增长的；如果低于2.1，短期内人口由于惯性还会正增长，但若干年后就会到达峰值转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到历史峰值，到2030年出生人口降至1001.6万人，总人口降至14.17亿人，未来人口总数仍将持续下降。
2、出生人口下滑的原因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而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负担重。这背后隐含的经济原理是杠杆率过高，居民债务过重。观察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亚洲国家可以发现，出生率和杠杆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当出生率下降至千分之12时，中日韩的居民杠杆率都不约而同地升破50%，比如日本1985年居民杠杆率达到52.1%，韩国2001年居民杠杆率达到54.6%，中国2018年居民杠杆率达到51.5%，其中中国和韩国都是第一次升破50%。
高杠杆带来的不仅仅是出生人口的下降，还影响到城镇化进程、居民储蓄倾向、住房和汽车销售。2002至2017年间中国城镇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年均增加2200万人，但2018年以后进城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至2021年已下降至1200万人。根据央行调查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倾向于增加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已从2017年12月的40.8%增长为2022年9月的58.1%，这反映出了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在不断增加，而消费倾向不断下降。
2002到2017年间，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套数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2018年到2021年间，二者增速放缓，并有见顶迹象。同样汽车销量也在过去快速增长之后于2017年见顶回落，直到2021年也未回到2900万辆的历史高点。我们在专题报告《见微知著，从汽车消费洞察经济增长》分析过我国汽车销量负增长的原因。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反映居民的债务压力过高，影响到其资产负债表健康。同时2020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大了这一影响程度。
由育娲人口专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显示，中国的养育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2022年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25%，占可支配收入的支出比重为15%。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22青年置业报告》显示，66.9%的青年表示每月的房贷占收入的比例在30%-40%左右。我们比较了一下按照公积金贷款利率来测算每月月供占居民存款的比例也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些都说明在高房价、高杠杆背景下高养育成本已经影响到国民的生育意愿。
3、提升海外人才引进的战略地位
我们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初探》报告中已经分析未来随着人口增速的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有较大下降压力。因此增加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已经成为当下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这一政策重点就是解决人口减速的问题。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就“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要求。2022年8月16日卫健委、发改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但我们认为解决人口减速问题不仅仅有鼓励生育这条道路，从海外引进人才也是一项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我们认为，开放也应包括对海外人才的开放。当前，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已经打响，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才大规模、频繁且高效率地流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不仅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还要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断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竞争力，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在当下居民生育意愿已经大幅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对鼓励生育的成本收益和引进国外人才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权衡。如果实施生育鼓励政策，会增加福利，提高全社会成本，降低商品竞争力，那么这种人口政策并不能带来潜在经济增速的回升。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以福利方式鼓励生育，等同于让政府提高杠杆率来置换居民杠杆率，可能居民杠杆率没有下降，整体杠杆率反而回升。
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引起市场争议。虽然在具体措施上还有待商榷，但整体鼓励国外优秀人才来华的政策取向是被一致认可的。2021年11月17日至11月25日广州市人社局对《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法》进行社会征求意见，并于2022年8月19日对新修订的《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法》再次征求意见。广州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在人才国际化道路上也是率先改革的试验田。2022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刊发文章《高质量发展，广州全力以赴！》中记载，“目前，在穗工作的“两院”院士和发达国家院士达120人，认定高层次人才438人，发放人才绿卡1650张，引进人才入户6.29万人。”
为防止出现类似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状况，中国应逐步重视人才引进。当下像日本、韩国和欧洲的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劳动力数量一直在增长。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民族大迁徙，也以自己特有的中国文化融合了众多外来文化，最终形成了当前五十六个民族国家。未来中国也将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中心，各国人才纷至沓来，人才的可持续性能够进一步保证国力的可持续性。
风险提示
人口增速下滑；生育率继续降低；居民债务负担加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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